摘  要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价值底色。抗战精神蕴含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和必胜信念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高度维护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担当。新时代，要充分把握抗战精神中的人民性意蕴，不断强化人民性价值认同，加强传承发展和实践转化，激励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勇往直前、砥砺奋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精神动能。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抗战精神；人民性

引言

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形成的伟大精神，其深层内核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光辉，是“中华民族新的长城之魂”。[1]这种精神并非抽象的历史符号，而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近代中国最严峻的历史考验中的生动实践。人民不仅是历史转折的见证者，更是决定民族命运的实践主体。抗战精神中蕴含的人民性表征为团结意识、牺牲精神与抗争意志的有机统一，既是中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精神旗帜，更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具象化诠释。

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抗战精神中的人民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价值愈发凸显。它为强化人民主体地位认同提供了历史镜鉴，在各领域继续需激活人民首创精神；为平衡多元利益诉求注入了价值准则，引导个体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的辩证统一；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深入探讨抗战精神中蕴含的人民性并予以现代性转化，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时代使命的清醒认知，对凝聚人民力量、推进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抗战精神中人民性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为理解历史与现实中的人民力量提供了理论根基。在抗日战争这一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实践中，人民性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力量与价值共识。

（一）抗战精神中人民性的理论基础

首先，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具有客观依据。马克思将历史的前提锚定在“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上，认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2]由此明确了人民作为物质生产主体、社会关系主体和历史创造主体的本体论地位。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中，人民创造了历史存续的基本条件，形塑了社会经济结构，并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历史进步。其次，人民性的现实矛盾以阶级为载体呈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否定性存在，无产阶级既是被剥削的“受苦阶级”，也是通过革命变革旧世界的解放主体，但要从“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唯有依靠自身的联合与革命，才能打破资本逻辑的统治。再次，人民性的终极关怀体现在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中。这一构想揭示了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其根本利益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保障自身政治权利与经济解放；还揭示了人民性的最高目标，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最后，实践是实现人民性的根本路径。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并确证的动态范畴。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人民的历史主动性表征为通过革命打破旧社会关系，建构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社会。可见，人民性是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只有依靠人民的实践创造，才能不断接近“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

（二）抗战精神中人民性的历史生成

首先，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激化催生了人民性的历史自觉。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时代最强音。人民并非被动的历史客体，而是以主体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形成全民抗战局面，诠释了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性赋予科学的组织形态。土地革命时期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在抗战中升华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策略，通过政治动员、组织整合、思想启蒙等方式使人民从历史的被动接受者转为抗战的主动参与者。最后，抗日战争的特殊性塑造了人民性的价值内核。抗日战争是反侵略、反奴役的正义战争，其目标是捍卫民族独立和人民尊严。帝国主义的恶劣行径是对中国人民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剥夺，迫使全体中国人民团结反抗以维护自身利益。可见，人民性是从不当亡国奴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解放而战的自觉追求中完成了从情感认同到价值共识的深化与升华。

（三）抗战精神中人民性的内涵特质

一是人民主体性。抗战精神既肯定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主体地位，又将其实践视为抗战胜利的根本动力。无论是游击战、地道战等战术创新，还是根据地生产自救运动、“三三制”政权建设及平等选举等，都是人民群众的智慧结晶。二是利益统一性。抗战精神的人民性体现为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辩证统一：民族独立是人民利益的前提，没有国家主权，人民的生存发展便无从谈起；人民利益是民族解放的最终归宿，抗战的目标不仅是赶走侵略者，而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三是实践能动性。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到“地雷战”“麻雀战”等游击战术，再到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人民群众以创造性实践回答了“如何依靠人民赢得战争”的历史课题。四是历史传承性。抗战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既超越即时性功利考量，又着眼富国强民的宏伟目标，从而将保家卫国的个体责任升华为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集体使命。

二、抗战精神中人民性的传承理路

抗战精神中蕴含的人民性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印记，更在时代演进中与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内在联结，具体体现在目标维度的使命共通、实践层面的创新转化和制度层面的传承发展，使人民性从价值理念转化为稳定的制度实践。

（一）目标维度的使命共通

1.历史任务与时代使命的人民性衔接。抗战时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虽有差异，但目标维度存在清晰的价值传承脉络。抗战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具体表征在斗争目标的人民指向性、斗争主体的人民广泛性、斗争成果的人民共享性。新时代，人民性内涵已从争取生存权和政治解放拓展到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更广泛的民主权利、更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等。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无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还是从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等，都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创造性转化。二者于理论层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适应性；在实践层面，抗战精神所蕴含的“爱国情怀、团结精神、英雄气概、必胜信念”等与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奋斗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等具有内在一致性。

2.发展本质的人民统一性。一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人民群众成为改变历史的物质力量，以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改善民生的实际行动赢得群众支持。如今，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即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再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教育公平，各项政策举措都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二是注重汇聚人民力量。抗战精神的实践伟力源于对人民力量的充分动员和有效组织，使中国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取得抗战胜利。新时代以来，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同样展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效能。正如实践所证明的一样：“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4]

（二）实践维度的创新转化

1.主体性逻辑的激活与发展。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5]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凝聚机制，将分散的民众力量汇聚为有强大战斗力的革命主体——通过调整土地政策、推行减租减息保障人民经济权益，依托基层民主选举与群众组织建设实现政治赋权，借助文化教育提升人民思想觉悟，形成了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抗战的强劲合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6]经济上，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力；政治上，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社会治理上，通过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民生保障体系，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归属感。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抗战时期人民主体性激活逻辑的基础上，已实现了从革命动员到制度保障、从生存需求到发展需求的创造性转换，既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时代生命力。

2.风险应对的优势与转化。毛泽东同志于1932年4月15日在《对日战争宣言》中指出：“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7]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游击战、建立敌后根据地等实践，将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与物质资源转化为抵御侵略的物质基础。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继续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作为化解风险的根本途径，实现了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危机应对范式的贯通与升级：经济建设方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动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治理方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实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生态保护方面，通过全民参与生态保护行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强化。抗战精神“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来源于中华儿女的抗日斗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血脉基因”，[8]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与精神信仰，这“不仅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9]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战文艺创作、英雄事迹传播、民族意识培育等形式将个体情感升华为民族大义，构建起超越地域与阶级的文化认同体系，强化了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新时代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0]当前，通过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系统性开发红色文化资源等构筑起新时代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尤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中，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形成“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文化共识，既传承抗战精神之精髓，又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注入新内涵。

（三）制度维度的传承发展

1.民主集中制度。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通过党的集中领导和吸纳党外人士参与政权建设，实现了不同政治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协商与权力共享，即在民主基础上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当前，民主集中制在制度形态上已完成了从革命政权向治理体系的转型，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一方面，通过拓展基层民主、完善协商民主机制，将人民群众的多元诉求纳入制度表达渠道；另一方面，强化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国家发展战略有效执行，使人民当家作主从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督的制度实践，形成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治理范式。

2.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突破传统革命动员的简单模式，即在具体实践中征集把握群众需求，以利益整合激发群众参与，形成党联系群众的机制。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和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制度，建立健全体现群众意愿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11]通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建群众参与治理的平台，通过信访和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通过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驻村帮扶制度等强化干部群众的血肉联系，不仅延续了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还实现了人民性在制度层面的时代跃升。

3.人民监督制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过建立民主评议、政务公开等机制，将人民纳入政权监督体系，形成政府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权力运行体系，突破了传统政治监督的精英化局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监督制度通过制度设计将人民群众从监督客体转化为监督主体，实现了权力制约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完成从局部实践到体系化建构的跨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12]要求通过完善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拓宽人民群众监督渠道，通过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问责制度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

三、抗战精神中人民性价值的时代转化

新时代，要使抗战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勇往直前、砥砺奋进，须对其予以现代性转化，即在理论层面以抗战精神强化人民性价值认同、制度层面确保人民性价值长效转化，以此助推实践层面精神资源的现代性转化。

（一）深化人民性价值的现代化认同

1.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抗战精神是人民性叙事的文化载体，抗战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13]其承载的集体记忆，以文化符号等形式将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固化为民族历史的核心要素，为人民性价值认同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依据。因此，通过纪念仪式、文艺创作、理论阐释等，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承的文化符号，让民众在情感共鸣中延续和强化。同时，要防范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将抗战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相结合，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抗战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关于“人本身”重要论述，动员和凝聚人民力量的精神产物，其蕴含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强化了对人民性的价值认同。抗战时期，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利益、人民在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中实现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论相呼应。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新时代实践，系统研究人民至上的理论渊源、实践要求和时代价值，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此外，要保障人民知情权、健全社会制度以解决人民现实利益。

（二）强化人民性价值的长效性转化

1.校准政策设计。完善群众参与政策制定机制，确保群众有效参与政策的酝酿、讨论和决策。同时，建立健全听证会、民意调查、专家咨询等制度，将群众需求转为政策议题。强化利益表达机制，让政策设计既符合现实需求，又承载人民对公平正义发展的价值期待。健全政策评估机制，提升政策有效性需以人民满意为科学评估机制的核心标准，确保政策符合群众利益。

2.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抗日民主政权通过民主选举等形式保障各阶层民众参与政权管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14]聚焦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同时，借助“互联网+”创新发展“线上线下结合”“直接与间接互补”参与模式，不断拓展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三）优化人民性价值的行动化路径

1.提升人民实践参与力。加强思想引领，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帮助人民强化现代化建设中责任与使命，激发主动参与的内生动力。加强权利保障，确保人民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加强能力培养，结合现代化建设需求开展技能培训、政策解读、协商议事等教育活动，帮助人民群众掌握参与社会治理的方法与工具。

2.提升利益协调能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调动各阶层抗日积极性，实现了民族与阶级利益、长远与眼前利益的辩证统一，为新时代利益协调提供了重要镜鉴。要创新治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协商民主制度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同时，积极引导不同利益群体树立兼顾各方的义利观，理解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内在关联性与协同性。

参考文献：

[1]颜晓峰.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奋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J].红旗文稿,2025(11):4-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9.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41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6][13][1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7,339,532.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九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4.

[8]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笔:王强,刘光明).伟大抗战精神照亮新时代前行之路[J].党建,2021(04):36-37.

[9]张俊涛.抗战精神基本内涵与时代价值探析[J].党史文苑,2024(10):92-94.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6.

[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90.

[12]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95.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