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工智能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践塑造了全新发展图景。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独特的脱域性、精准化和沉浸式特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产生了紧密的关联耦合。但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现实张力，“信息茧房”效应窄化主流价值认同空间，“流量至上”逻辑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秩序，“信息失真”风险消解主流话语权威性等问题，也给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了多重挑战。为纾解技术风险并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应从强化主流价值导向、培育个体媒介素养、优化数智治理生态三个维度入手，多向度、多领域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人工智能内在运转逻辑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  人工智能；算法；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在数字技术浪潮与人工智能革命的交织推动下，大数据、虚拟现实、算法等新技术正以空前速度重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认知与价值判断。正如佩德罗·多明戈斯在《终极算法》中所描述的那样：“文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算法，日常生活的每分每秒也都和算法有关。”[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指出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2]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生命线，在智能时代面临着传播载体迭代、受众群体分化、信息环境复杂化等新挑战。因此，深入思索人工智能环境下，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变革，作出合理应对和调适，从而化挑战为机遇、迎机遇而发展，不断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意义重大。

一、人工智能时代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机遇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指出：“计算不再只是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3]人工智能凭借其智能精准、个性定制、动态交互的技术特性，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人们的认知图式与价值判断。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构建多维立体的信息场域、虚实融合的场景体验和即时互动的传播机制，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赋能的全新可能。

（一）算法扩散重拓主流意识形态辐射场域

“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传统时空的限制，有效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传统传播模式下，地理边界与时间延迟构成双重制约，严重限制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广度与渗透深度，而智能算法的深度介入，使传播活动呈现出显著的脱域化特征，社交平台的即时交互功能消解了物理空间的区隔效应，云端数据的实时流动突破了线性时间的序列限制。这种时空压缩效应不仅使主流价值符号能够穿透地域屏障，更构建了全天候、场景化的传播生态，推动意识形态传播从周期性宣导转向持续性浸润。这种传播效能的系统性提升，源于技术对全链路的优化重构。

在内容供给端，用户画像技术通过数据分析精准把握受众认知特点，将理论话语转化为网络传播语态；在传播路径上，算法推荐打破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模式，构建多节点联动的扩散网络，实现传播能量的裂变式释放；在反馈机制方面，实时数据监测形成动态调节闭环，使传播策略能灵活应对环境变化。这种“精准触达—智能扩散—动态校准”的协同模式，既解决了信息过载时代的注意力稀缺问题，又通过场景化交互增强价值认同的渗透力。进一步地说，移动终端的普及使传播场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实践，智能推送的即时性创造了伴随式传播的新形态，在此进程中，人们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角色转换，通过二次创作深化价值理解，在社交网络拓展影响力边界。这种主体性的激活强化了传播过程的参与深度，当价值传递转化为人们自主参与的创造性实践，意识形态传播便获得了自我迭代的生命力，也就具备了更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二）数据驱动重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式

在数字传播生态中，算法推荐机制通过数据驱动实现了传播过程的精准化控制。这一技术范式突破传统“大众传播”的标准化模式，构建起基于用户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分众传播”体系，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呈现出智能化的适应特征，极大提高了其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方面，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对用户行为轨迹、兴趣偏好、知识结构的持续分析，系统能够构建包含显性特征与隐性认知的全维度用户画像，这种精准建模使内容生产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例如，针对青年群体偏好可视化、碎片化信息的特征，智能技术可自动将理论话语转化为短视频、数据图表等多元形态，通过符合认知习惯的呈现方式提升传播效度。在传播策略层面，算法推荐系统突破了传统经验判断的局限性。系统实时计算用户注意力分布模型，动态调整内容权重与分发路径，形成个性化传播矩阵。这种“千人千面”的适配机制不仅提高内容触达率，更通过沉浸式交互设计强化价值认同的情感联结，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从单向输出转化为双向互动的认知实践。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精准研判人们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倾向。“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5]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构建多维度传播效果评估体系，能够实时监测话题热度、情绪走向、观点扩散等关键指标，实现对社会思想动态的“数字孪生”建模。这种全链条数据追踪能力，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提供了决策支持，使工作重心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显著提升社会舆论风险防控的前瞻性与精准度。

（三）人机交互重聚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共识

在智能技术构建的数字化生存空间内，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正经历着从认知传递到情感共鸣的范式转型。人机交互技术的演进，通过重构传播场景、创新叙事形态、优化感官体验，进一步深化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这种技术赋能不仅体现在信息触达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其通过具身化传播重塑了价值认同的心理机制。

首先，情感化叙事是关键。“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和影响放在核心位置”，[6]传统意识形态传播往往采用理论化、体系化的宏大叙事，与人们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日常经验存在认知鸿沟。而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生成技术，能够解析海量网络文本中的情感表达模式，构建符合代际沟通特征的叙事框架。例如，通过情感计算模型识别网络热词的情感极性，将主流价值理念融入网络热梗、短视频脚本等青年文化载体，使抽象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叙事。这种叙事转型不仅降低了认知门槛，更通过情感共振机制强化了价值认同的深度。

其次，沉浸式交互体验的技术实现构成了认同强化的实践场域。多模态交互界面整合了语音、手势、表情等生物信号，使传播过程从单向信息推送转向双向情感对话。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的“数字孪生”场景，能够还原历史事件、模拟政策实施效果，使用户在具身参与中获得认知沉浸。例如，通过VR技术重现改革开放历程，让人们在虚拟场景中体验社会发展变迁，这种亲历式感知显著增强了历史认同的具象化程度。

最后，场景化传播也重塑了认同建构的空间维度。物联网技术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价值意义的信息节点，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突破传统媒介的时空限制。在智能城市、数字乡村等场景中，公共服务设施通过嵌入式交互界面传递政策理念，环境感知系统根据用户行为动态推送定制化内容。这种场景化传播实现了价值理念与生活实践的无缝对接，优化了目标受众的沉浸体验，有利于凝聚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共识。

二、人工智能时代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多重挑战

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现实张力，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7]在赋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的同时，其工具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技术遮蔽的多重挑战。

（一）“信息茧房”效应窄化主流价值认同空间

在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茧房”已超越单纯的信息过滤现象，演变为重塑认知架构、重构价值认同的深层力量，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场域制造着结构性挑战。所谓“信息茧房”，最早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提出，意指互联网用户在海量杂糅的网络信息中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进而排斥与无视其他信息内容。[8]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推荐算法通过实时计算用户行为数据中的模式相似性，构建起高度同质的“信息茧房”。一方面，通过重复强化既有认知偏好，使受众形成固定的信息接收习惯；另一方面，通过过滤异质信息，削弱受众对新颖思想的接受能力，导致认知维度单一化。算法构建的“认知舒适区”，使个体在持续的信息投喂中逐渐丧失深度思考能力，对需要复杂认知加工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产生排斥心理。心理学研究表明，算法通过持续提供符合用户预设立场的资讯，形成自我验证的“回音室”效应，导致价值判断呈现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倾向。

当不同群体间的信息流动被算法屏障阻隔，群体内部偏见会不断自我强化，加剧社会认知的割裂状态，传统意识形态传播依赖的宏大叙事体系，在算法拆解的碎片化信息环境中遭遇解构危机。当严肃理论被简化为吸引眼球的表层符号，深度价值阐释被娱乐化表达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功能就面临失效风险。正如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所指出的，“当人的一切活动成为娱乐的附庸时，其结果就必然导致人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9]算法通过预测模型主动回避可能引发认知冲突的内容，使受众长期游离于思想挑战区之外，陷入认知发展的停滞状态。这种“精神麻醉”效应不仅削弱了个体的价值鉴别力，更在宏观层面上增加了舆论引导的复杂性，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构成深层挑战。

（二）“流量至上”逻辑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秩序

在数字经济体系中，“流量至上”的传播逻辑正在深刻重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生态。这一以注意力捕获为核心目标的运行规则，通过算法权力构建起全新的信息价值排序体系。算法推荐系统作为逐利性技术的典型代表，其内在逻辑本质上是一场精密的注意力货币化运算。在流量经济模式下，用户每个点击行为都被量化为可交易的数据资产，算法通过实时计算内容的流量价值函数，构建起流量与收益的转换机制。这种机制直接导致了文化生产领域的认知异化，严肃理论因转化效率低被算法过滤，深度内容在注意力争夺战中处于天然劣势，人们长期暴露于低认知负荷的信息环境中，其神经可塑性发生适应性改变，逐渐丧失对复杂信息的处理能力。这种技术逻辑更深层的危害在于对用户认知模式的重塑。算法推荐系统运用行为心理学中的间歇性强化原理，通过动态调整刺激强度来维持用户黏性，本质上构建了一座数字时代的“认知游乐园”。心理学研究表明，持续暴露于新奇刺激会形成对即时反馈的心理依赖。

当人们沉溺于算法制造的“愉悦陷阱”时，大量认知资源被分配至感官刺激处理，导致对现实问题的抽象思考能力出现退化。这种认知状态直接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所需的反思性接收条件，使深度价值对话失去必要的认知基础。流量逻辑对文化生产的导向作用同样值得警惕。在注意力争夺战中，文化产品逐渐异化为情绪唤起能力的竞赛，严肃内容被解构为吸引眼球的符号拼贴。当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被迫参与这场流量游戏时，其理论深度被简化为表层符号，价值理性被消解为情绪消费。这种传播环境的异化，不仅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更在群体中制造了认知偏差与价值困惑，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构成严峻挑战。

（三）“信息失真”风险消解主流话语权威性

网络的开放性和共享性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导致人们“被一些矛盾、零散的形象所包围，旧的观念受到考验，注入脑海的是支离破碎的弹片”。[10]与此同时，生成式AI的快速发展，也正在模糊真实与虚幻的认知边界，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度伪造技术凭借神经网络架构的超强学习能力，已能突破物理世界的真实性阈限，其制造的虚假信息不仅达到“以假乱真”的感官仿真，更具备深度认知欺骗性。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大脑对深度伪造内容的神经解码机制与真实记忆高度相似，导致受众在潜意识层面形成错误记忆，这种认知混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建构构成直接冲击。

在传播方面，虚假信息通过社交机器人进行规模化、病毒式传播，其情感操纵语言模式能精准触发情绪响应，抑制受众的批判性思考能力。“透过媒介来获得信息、形象与观念对许多人来说，是了解共同的过去（历史）以及现在社会方位的主要来源”。[11]在此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一方面，基于人工审核的内容过滤体系，难以应对每秒生成数百万条虚假信息的AI洪水，技术迭代速度远超预期。另一方面，深度伪造内容通过多模态信息融合，能轻易绕过现有谣言识别框架，其传播遵循病毒式扩散规律，使官方澄清始终滞后于谣言传播周期。这种时间差被虚假信息充分利用，通过制造认知冲突来削弱受众对主流叙事的信任基础。当深度伪造技术渗透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时，其破坏性呈现几何级增长。带有偏见的信息通过强化“确认偏误”，可能使受众形成系统性认知偏差。这种认知重构不仅消解了主流话语的权威性，更在群体层面制造了认知分裂，加剧社会共识的碎片化。

三、人工智能时代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优化路径

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当前，智能技术既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注入新动能，也带来“信息茧房”“信息失真”等挑战。为此，要辩证把握技术变革的双重效应，善用其优势，警惕其异化，不断筑牢意识形态主阵地。

（一）强化价值引领：筑牢党管意识形态的智能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当“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12]这一重要论述为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是确保人工智能时代主流价值传播不偏航的根本保证。

首先，要构建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新体系。面对智媒体技术迭代周期短、传播形态多样化的特征，需建立动态适应的意识形态工作组织架构，深化各级各部门联动机制，以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不断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其次，要打造算法向善的主流价值传播矩阵，针对算法推荐可能引发的“信息茧房”和认知偏差，需建立“价值算法”开发框架。在数据采集环节，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滤器，对海量信息进行价值筛选。通过强化学习技术，使推荐系统优先呈现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内容分发环节，构建“价值—兴趣”双因子排序模型，既尊重用户个性化需求，又确保价值导向的优先性。建立“红色流量池”，对优质理论内容进行算法加权，实现精准触达。通过“价值算法”的持续迭代，让主流价值在算法社会中占据认知制高点，有效破解“信息茧房”和认知偏差。

最后，在新的时代场域下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3]这一立国之本，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智能传播，让理论“活起来”，开发“情境化知识图谱”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象化表达，使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认知图式，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聚人心、接地气。针对青年群体，可以打造“理论+技术”的融媒体产品，让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理论认知。建立“理论传播效果评估模型”，运用大数据监测受众反馈，持续优化传播策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

（二）培育媒介素养：提升个体主体性研判能力

媒介素养指的是个体在接触各类媒体信息时，所应具备的一系列能力，包括对信息的选择、评估与批判、创造以及利用媒体促进个人发展的能力。[14]培育个体媒介素养，实质上是要增强其作为数字公民的主体性，既要能娴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更要保持清醒的价值判断力，使其既能驾驭技术洪流，又能坚守人文价值。

首先，要提升媒介甄别能力。应在社区、学校积极开展算法认知公开讲座，通过案例解析让人们了解推荐算法的运行逻辑，掌握协同过滤、深度学习等技术架构的基本原理，直观认识信息偏食现象，激发其主动突破“信息茧房”的内在动力，培养其在信息洪流中萃取真知的本事，能成为信息的主人而非技术的附庸。

其次，要激发内容创造力。面对算法权力对创作空间的挤压，应发展出“算法赋权”的新范式。鼓励创作者运用生成式AI进行文艺创作，将经典叙事与现代媒介形式有机结合，将技术创新与艺术表达相结合。同时，推动建立“创作者联盟”，促进跨领域协作，让创作者在创作中实现从“被动接收”到“主动建构”的转变，在算法驱动的内容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

最后，要筑牢道德判断力。将媒介伦理纳入“大思政课”体系，开发数字公民教育模块，通过专题讲座、主题研讨等形式，引导人们辨析技术中立与价值导向的关系。开展网络文明志愿行动，在实践中锤炼道德鉴别力，培养社会责任意识。更为关键的是，各级宣传部门要统筹资源。媒体单位应开设媒介素养专栏，制作通俗易懂的科普视频，增强人们对媒介素养的认知；网络平台要优化算法透明度，设置“信息茧房”预警提示，为人们提供健康的信息环境。通过政府引导、学校主体、社会协同，形成培育媒介素养的强大合力，帮助人们既掌握数字时代的生存技能，更坚守人文价值底线，真正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三）优化治理生态：健全智能时代价值传播治理体系

在智能时代，算法技术深刻改变着信息传播格局，健全价值传播治理体系已成为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任务。要构建“法律规制—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形成政府、平台、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格局。

首先，要完善算法应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当前，《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虽已覆盖基本监管领域，但尚未形成专项立法，应加快推动算法治理专项立法进程，明确算法推荐服务的法律边界。在立法过程中，要细化内容分级标准，比如针对青年群体，可以建立“青年保护清单”，对涉及暴力、低俗、虚假信息等不适宜青年接触的内容进行强制标注和限制分发。同时构建算法透明度制度，要求平台公开推荐机制、数据使用等关键信息，为监管提供法律依据。通过建立多层次的法律规制体系，确保算法技术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其次，监管部门要转变“流量至上”的监管导向，建立“价值导向”的监管指标体系。完善算法备案审查制度，对主流价值传播平台实行全生命周期监管。建立“政府—平台”数据共享机制，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监管数据实时互通，创新“信用积分”管理模式，将平台算法合规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强化监管执行力，确保算法技术服务于主流价值传播。

最后，主流媒体也要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建立“主流价值内容池”，运用算法技术精准推送优质理论内容。在内容生产环节，要注重不同群体的认知特点，开发“价值+兴趣”的融合产品，将理论话语转化为其乐于接受的视听形态，让理论宣讲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使主流价值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有效传播，从而进一步增强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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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1).

[14]陈丽荣.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184.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思政课教学范式和话语叙事方式转变和研究”（编号24JDSZKZ06）的阶段性成果。

（宋德孝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白靖楠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