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乡村治理联合体是突破传统单村发展模式、实现乡村协同振兴的创新治理路径。基于浙江省X县多片区实践，构建“组织联建—利益联结—行为联动”分析框架，探讨乡村治理联合体的构建机制及其运行逻辑，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出可借鉴的实践范本。组织联建是通过党建引领和制度创新奠定联合体的治理基础，利益联结依托资源整合与分配机制激发联合体的内生动力，行为联动通过文化认同与人才协同形成高效合作联合体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乡村治理联合体；组织联建；利益联结；行为联动

自2017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全国各地在顶层设计与实践路径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涌现出众多典型的示范村和样板村，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以单一村庄为基本单元的传统振兴模式却逐渐显现出局限性：一方面，行政村单元受制于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和发展基础的约束，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村庄间的行政壁垒阻碍了要素流动和资源共享，制约了区域协同发展。[1]作为全国乡村振兴的先行者，浙江省在推动跨村合作发展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推进村村抱团、片区共富、村企合作等各类“抱团发展”经营模式，为乡村治理联合体的构建提供了实际案例。2024年浙江省委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和美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带状型发展，点线面推进和美乡村全域建设”，这无疑是对传统单村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与拓展。

一、乡村治理联合体的构建逻辑：基于“组织联建—利益联结—行为联动”的分析框架

关于乡村治理联合体的构建，学界普遍认为，关键在于探索政府、基层党组织、企业、村民等多元主体如何实现有效合作与集体行动，进而构建一种基于共识的治理联合体，[2]而影响其构建的核心要素则在于组织、利益与行动。[3]鉴于此，本文引入“组织联建—利益联结—行为联动”的分析框架，以此尝试为乡村治理联合体提供构建逻辑。

（一）组织联建：重构乡村治理联合体的运行秩序

组织维度，主要是通过治理结构重塑与制度供给，来解决“谁来组织”的问题。乡村治理联合体的构建，并非构建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结合体，而是在国家和乡村整体发展目标的引导下，强调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共治，注重尊重各个主体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村民的参与互动。而在乡村治理的实际操作中，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往往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例如，村民关注土地权益、公共服务和短期经济收益；企业倾向于投资回报和长期市场开发；基层政府则需平衡政策执行、社会稳定与政绩考核。面对这种利益分化格局，通过权威引导下的组织化协商，成为有效弥合分歧、实现利益有机整合与集体行动理性化的关键途径。当前，跨村组团治理的需求日益迫切，单靠传统单一村落的组织框架难以有效回应乡村治理需求，亟需突破现有的组织藩篱和结构化困境，重新构建适应跨村联建需求的新型组织架构。质言之，基层组织的重塑为多元主体提供了有序互动、理性对话与制度化的协商平台。[4]

（二）利益联结：再造乡村治理联合体的“集体经济”

利益维度，主要是通过价值创造与分配运营机制，回应“为何参与”的动机。乡村治理联合体构建必然离不开利益，利益激励是村民、村庄得以主动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内在动力。利益作为一个基础性变量，显著地贯穿于村民群体性活动始终，有强烈关联的利益基础的群体性活动更容易产生并成功。[5]可见，乡村治理联合体的构建本质是利益聚合的过程，即不同治理主体通过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形成合作机制，这种机制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与发展。但是，也要注意到，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优势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要求构建的乡村治理联合体不仅仅是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合作，还需要考虑如何在推进市场化的同时，确保集体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兼顾。通过乡村治理联合体形成“再造”集体，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形成新型的乡村利益共同体。[6]

（三）行为联动：重塑乡村治理联合体的协同机制

行动维度，主要是通过聚焦资源整合与实施路径，破解“如何合作”的难题。行为联动是实现联合体有效合作的直接路径和最终落脚点。在集体经济背景下，农民行动逻辑包括经济理性也包括集体理性，农民的合作行为也是在这两重理性共同推动下实现的。而随着组织联建的结构优化和利益联结的机制完善，这两者共同形塑着联合体的行动逻辑。联合体的长期存续，最终依赖于集体行动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二、乡村治理联合体的典型案例：基于浙江省X县多片区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X县作为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首批“缩小收入差距领域”试点单位，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积极探索乡村片区化抱团发展模式，打破地域、资源等限制，形成“组织联建、利益联结、行为联动”的乡村发展“共同体”，推动村与村之间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文化共融、产业共兴、人才共引。目前，X县已打造7个乡村片区，连续3年获评全省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工作优胜县。2024年，该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44521元，同比增长5.8％。由此，本文以X县多片区跨村抱团发展实践为案例，为厘清新时代乡村治理联合体的运行逻辑提供现实情境。

（一）创建片区“大党建”，构建片区发展的组织保障

浙江省X县以党建统领为基，将党建联建作为乡村片区化抱团发展的重要抓手，依托决策联商、任务联建、考核联动、数智联通、保障联享的“五联”公约有效联合各村庄、联建单位等主体，以此形成统一的发展步调，以“大党建”牵引打造“大乡村”。   

以X县的“下岩贝·金山上”片区为例，该片区是由东茗乡后岱山、金山、下岩贝3个行政村抱团打造，先后入选浙江省首批共同富裕实践观察点。针对单村发展受限难题，该片区创新“片区党建联建”机制，以片区党委引领重组乡村资源要素，推进片区“整体布局、整体推进、整体评价”，全力筑牢基层发展基础，激活村级发展动能。

1.党建联建，变革组织体系。为打破层级壁垒、区划藩篱，片区创新构建了“1+1+3”的复合型党组织体系，即由“东茗乡党委+县旅游集团党委+3个行政村党组织”共同组建成立片区联合党委。片区党委书记由属地分管领导担任，片区党委委员由职能部门分管负责人和片区各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确保每一位联合主体均享有决策发言权。在运行机制上，形成“党委统筹—班子包联—村级落实”的三级联动体系，创新推行“党建+四治融合”治理模式，实现各主体间的协同共治。

2.机制共建，夯实联建基础。为深化联建实效，片区创新建立“三重三先”决策机制，即明确“重大规划先决、重大事项先议、重大活动先商”工作程序，配套实施“一月一例会”通报反馈机制，通过制度化安排确保联建责任落地见效。此外，片区细化落实三村两委干部“一包到底、一抓到底、责任到底”的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定期公示项目进度和工作成效，以村民监督倒逼片区党委班子和三村两委干部履职尽责。同时，实行统一考核和统一评价机制，确保各项工作的透明度和责任落实，形成“民情民事联商、为民服务联推、矛盾纠纷联调、风险隐患联防”的共治共享格局。

（二）打造“新集体经济”，抓好利益共享的发展动能

浙江省X县创新片区利益联结机制，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以集体经济为纽带，整合片区资源，在资源共享中培育“共富型集体资产”、在产业共兴中构建多元主体共生运营格局，将分散主体转化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乡村命运共同体。

1.资源共享，形成共富“集体资源”。以X县的“镜岭五村共富”片区为例，该片区由镜岭镇雅庄、黄岙、黄婆滩、镜岭、溪西5个行政村抱团打造。针对部分乡村发展场景单一短板，该片区以4A景区穿岩十九峰景区为核心，串联片区内旅游资源，打造“水墨山城”县域风貌区、澄潭江未来乡村示范带。

聚焦片区提能，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立足穿岩十九峰景区核心优势，片区创新实施“资源联享、产业联建”发展模式。通过系统梳理雅庄民宿集群、镜岭老街文化、十九峰生态绿道等特色旅游资源，构建“核心景区+特色村落”的协同发展体系。成功打造集山水观光、文化体验、民宿休闲于一体的“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

聚焦资源活化，激发共同富裕新动能。为了盘活片区内闲置农房、废弃厂房等闲置资源，该片区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运营+村民参与”的三方合作模式，将闲置资产转化为产业发展空间。在旧房改造的实践中，该片区按照“统一设计、整体规划、错位布局”思路，先是建立片区闲置资源数据库，再是一体推进片区旅游产业开发，最后是构建“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共享机制，成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县域典范。

2.产业共兴，打造多元主体运营共富模式。以X县的“东江十里·风起大明”片区为例，该片区充分发挥钦寸水库和黄泽江优质水资源优势，重点培育亲水休闲、观光旅游、餐饮民宿、特色农业等产业集群，通过创新实施“乡村+国企”合作模式、“工坊+产业”共富模式等多元化路径，走出了一条“资源整合、产业联动、利益共享”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推进“乡村+国企”合作，构建三位一体发展格局。由片区四村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将库区风光、江畔资源等要素打包，通过资产经营权入股、保底分红的运作模式，引入县水发集团、高投集团、交投集团三大国企，发挥国企平台人才、资金等优势，对片区进行“投、建、管、运”一体化打造，形成村民积极参与、资源有效利用、团队系统运营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该模式既保留了村集体对资源的主导权，又嫁接了国企专业运营能力，实现片区年集体经济收入跨越式增长。

推进“工坊+产业”模式，打造农旅融合价值链。该片区通过构建“1+N”产业协同体系，即1个区域品牌和N个特色工坊的共富模式，形成“小工坊撬动大产业”的发展路径。该片区瞄准四季鲜果、粮油、蔬菜、渔业、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建设片区共富工坊集群，通过工坊订单式托底收购，打造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五化模式”，运用“政府+运营服务商+连锁实体店+平台”经营方式，打响“羽林臻选”区域公用品牌。

（三）构建“有机共同体”，形成一体联动的集体行动

浙江省X县通过片区行为联动，旨在重塑乡村治理联合体的协同机制，破解乡村治理中的碎片化治理困境。通过深化文化共融与强化人才共引两大核心策略，构建共同的价值认同与社会凝聚力以及搭建多元化的平台与机制，为片区发展注入共富软实力和生命力。

1.文化共融，同构乡村共同体意识。以X县的“梅棠雅集”片区为例，该片区是由澄潭江沿岸的梅渚、梅屏、棠村等行政村抱团打造。面对乡村旅游同质化瓶颈，深入挖掘当地特色文化，以“宋风美学”村落式文旅生活小镇为总体定位，创新再现宋风雅韵的古村生活方式，其经验做法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通过培育共同文化情感，保障了联合体的稳定性与联结力。

做深宋韵文化文章，打造文化集体记忆。立足“宋风美学”村落式文旅小镇定位，创新打造“一廊两街三区”文化体验矩阵，精心营造梅渚入境风景廊、非遗匠心文化街、舌尖梅棠休闲街、台门美宿生活区、月光梅棠休闲区、梅香渚上度假区等特色空间。同步创新文化表达方式，推出以宋代小女孩为原型的“梅小渚”IP形象及其衍生体系，通过业态故事化、故事IP化、IP落地化的良性循环，增强品牌表达力和影响力，传播宋韵文化。

活化非遗文化，打造乡村文化共同体。全面挖掘片区村梅渚剪纸、十番、蚕桑、糟烧、竹编、陶艺、手工豆腐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构建“3×8”非遗保护利用体系（3个特色街区×8个体验场馆），系统推进非遗活态传承。通过“非遗展演+研学旅游+文创销售”的多元变现路径，比如，设立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创新“蚕桑技艺+文创设计”等跨界融合产品，推出“宋韵四艺”深度体验课程，创建“非遗文化周”品牌等，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双提升。2024年以来，共开展非遗文化体验活动32场次，吸引游客超12万人次。12万游客量中重复游览率达38％，印证了文化认同带来的持久吸引力。

2.人才共引，共造片区智力支撑体系。以X县的“溪山云荷”片区为例，该片区整合潜溪、杨家山、天荷三村优势资源，创新打造“产教融合”人才引育模式，与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开展以“顶上云荷”创业园导师制和直播联盟合作为核心的校地合作，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发展的共富联合体。

聘请“创业导师”，指导片区发展。统筹片区村土地、房屋等资源，建设“顶上云荷”创业园，聘请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茶艺与茶文化专业、跨境电子商务专业负责人为创业园导师，指导由学院学生、联村干部、村干部组成的乡建团队，开展村庄规划、项目建设、产品营销等，加快形成“学生实践教学、干部素质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三方共赢格局。

打造“直播联盟”，拓宽片区经营路径。为抢抓数字经济新机遇和直播带货“风口”，片区集中力量打造集人才培训、共富直播、共销市集等功能于一体的“溪山云荷直播联盟”，吸引乡村运营团队、民宿主理人和专业直播团队入驻，依托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等专业优势，提供技术支持、专业培训等，联合推介片区好山好水好物，有效拓宽乡村经营路径。

三、经验启示：深化构建乡村治理联合体的再思考

浙江省X县多片区的发展实践，通过成立片区党委，变革组织体系，引领村庄由“单打独斗”转为“抱团合作”，有效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并优化行动策略，揭示了新时代乡村治理联合体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协同逻辑，为新时代其他地区的乡村治理联合体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本。

（一）强化组织认同：筑牢联合发展的制度基础

乡村治理联合体的有效运行，首先依赖于成员间的组织认同。通过设立片区党委，打破原有行政村壁垒，构建跨村协同治理体系，使各村在组织架构上形成共同体，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为联合发展提供稳定的组织保障。在具体实践中，片区党委还需建立联合办公机制，明确共商共联工作程序，及时有效通报项目进展情况，确保片区项目资金的透明性、公开性，确保联合体内各成员在战略规划、资源配置等重要决策上达成共识，缓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公共治理压力，有效应对纾解片区公共发展事务危机。同时，实行统一考核和统一评价机制，将各村发展绩效与联合体整体成效挂钩，促使各村从“各自为政”转向“命运与共”。这一系列制度创新不仅增强了基层组织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更培育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意识，减少联村发展中的非理性竞争风险，为联合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深化利益共享：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动力

乡村治理联合体的可持续发展，核心在于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整合片区资源，实现土地等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以“价值”为导向的有序流动，从而优化土地要素与产业之间的匹配关系，实现片区内资源、技术、信息的深度共享与优化配置，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此外，在合作模式上需要创新突破，建立“乡村+国企”“乡村+强村公司”等合作模式，引入资本和专业运营能力，提升片区项目开发水平和应对市场风险能力。由此，乡村治理联合体需要探索构建多层次、市场化的利益共享机制，既要通过资源整合实现规模效应，又要通过模式创新确保各方合理受益，从而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三）促进行为协同：优化联合发展的行动策略

乡村治理联合体的高效运作，最终依赖于多元主体的深度协同。浙江省X县的实践表明，实现行为协同需要构建文化认同与人才支撑的双重机制。通过深挖片区共有历史文脉与民俗传统，共办文化节庆，强化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推动各村由“物理聚合”升华为“情感融合”。重点培育区域性文化IP和文旅融合品牌，如打造“非遗工坊”集群、红色研学路线等，在提升产业附加值的同时，筑牢治理共同体精神纽带。此外，在人才协同方面，创新人才共引机制，这种“文化引领+人才支撑”的双轮驱动模式，既解决了联合体发展的精神凝聚力问题，又破解了人才瓶颈，推动各成员村在产业规划、项目建设、市场运营等具体行动中形成高效协同。

参考文献：

[1]郭晋萍,曹斌.共同富裕视阈下联村发展模式创新——基于甘肃C地和山西J地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3(05):129-135.

[2]郁建兴.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J].公共管理评论,2019,1(03):59-65.

[3][6]陈荣卓,车一頔.利益聚合与行动协同: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来自武汉市星光村的经验观察[J].中国行政管理,2022,(10):65-73.

[4]邓正阳.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安徽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案例的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6):53-65.

[5]刘伟.利益、精英和信任:村民群体性活动的分析框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2):1-7.

本文系绍兴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指南课题“组织联建与利益联结：新时代乡村治理联合体何以构建？——基于浙江省X县Y片区跨村抱团的案例研究”（编号1454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新昌县委党校）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