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纂典识小》是最新发现的荣德生晚年撰写的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的著作。它与20世纪40—50年代中国社会剧变的大背景相契合，反映时事、记录思考，更有规划与展望。视野所及，不仅有其家乡无锡，更扩充至江苏一省乃至全国、世界范围，内容十分丰富，揭示了荣德生作为企业家的精神境界，也是其晚年思想的集中代表，极具文物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  荣德生；《纂典识小》；企业家精神

荣德生（1875—1952），名宗铨，字德生，号乐农，江苏无锡荣巷人，中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他与兄长荣宗敬携手创办的茂新、福新、申新企业集团，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因此，他们被誉为“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的著作有《无锡之将来》《理财刍议》《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等，其晚年尚有《今后之无锡》《商余偶谈》等已经成稿，但未能刊印流传。近30年中，荣德生散见的文稿言论又被整理为《荣德生文集》《荣德生文论存稿类选》《新编荣德生文集》等，成为学界研究荣德生的重要资料。2024年，在荣德生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新发现一部其晚年的长篇著作《纂典识小》，为海内孤本，它集中反映了荣德生作为爱国企业家丰富的思想内涵，颇具价值。

一、《纂典识小》稿本发现过程及基本内容

2024年12月，在上海博古斋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发现一册名为《纂典识小》的稿本，封面有撰者题名“乐农”。经邀集相关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该稿本应该是前所未见的荣德生亲笔手稿，其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不容低估。经多轮竞拍，终于幸运地成功拍下，使其回归故乡无锡，现由荣氏后人收藏。

该稿本毛装一册，开本宽23.5厘米，高24厘米，内页为无字号红栏宣纸，封面、封底为普通宣纸筒子页，双纸捻装订。封面题名“纂典识小”四字，为楷体，笔力浑厚，非荣德生本人的手迹，书者何人不详。此处书名中之“典”字，当作“典籍”“重要文献”解，可见，题书者对荣德生该稿本中的文字十分推崇。封面题写的“乐农”署名以及正文均为荣德生手迹。稿本未编制目录，为短篇文章的汇辑，全书计91篇5.2万字。各篇文章除少数注明写作时间外，多数均未明确注明。经研究分析，该稿本中所收短文的撰写时间，最早的为1944年或更早些，最晚的在1951年秋，这一时间距荣德生1952年7月29日去世，已不到一年。

通览《纂典识小》可以发现，各篇文字虽然不长，但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如有民主政治、国际外交、税则税率、金融币制、社会职业、交通运输、水利灌溉、地方经济发展、市政建设、农桑垦牧、学校教育、社会风俗、发展规划、公司重组等，还有如经商感悟、往事回忆、生活琐记、游记杂识、读经体会等。其内容与20世纪40—50年代中国历史剧变的大背景相契合，既反映时事，也记录思考，还有规划与展望。视野所及，不仅涉及其家乡无锡，更扩充至江苏一省乃至全国、世界范围。其中部分内容与《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记叙的天元计划、大农计划、修濬黄河长江水利等内容相同，也有一些内容与已知的荣德生同时期著作《商余偶谈》《今后之无锡》中的某些篇章相似。

从体裁看，稿本各篇均为荣德生的日常笔记，以议论为主，也有部分事纪，总体有随想录的样子。它原汁原味地呈现了荣德生晚年的视野与思想，不仅反映了荣德生作为企业家对毕生企业生产经营经验的总结，更体现了他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坚守与思想调适。

二、《纂典识小》与荣德生企业家精神

撰写《纂典识小》的七年，即自1944—1951年前后，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转型的关键时期，日伪统治、抗战胜利、国共内战、政权更迭、新制度进入过渡时期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相继发生；同时，从个人经历而言，荣德生起笔撰写该书稿时已是70岁古稀之年，至78岁去世，他不断思考、书写。也因此，该稿本所包含的思想极其丰富，可作多角度的解读。本文仅就其反映的爱国企业家精神，作一初步的梳理。

（一）“眼光活泼、思想新颖”[1]：危机中的理想与情怀

面对日寇全面侵华，荣德生在各地的企业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共同创业的兄长荣宗敬又突然去世。在战火蔓延、手足相离之时，他一度曾以“收购书画、古籍为消遣”，表示“事业无法恢复，惟有静待转机”，[2]“但望早日和平，回乡安居，整理事业，复旧谋新，为大众造饭，素愿也”。[3]但他很快调整过来，振作起来，表示“余只得立定主张”。[4]他撰写《学校回忆》《经商纪念》《学商周甲记》《复义务》《光绪卅一年起义务纪略》等篇，全面而冷静地回忆自己前半辈子办学、经商、从事公益慈善的历程，决心“历经艰苦”“以百折不回为宗旨”。抗战胜利前后，他更是拓展事业、放大眼光，其所思所想均以世界和平、教育普及、足食足兵国富、国威民安等大事为己任。[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他果断抛弃让他深恶痛绝的国民党政府，拒绝企业、资金外迁，坚定地留下来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关注涉及中国民族生存与发展、国家复兴、社会进步大趋势的大问题，表现出英雄主义的理想与情怀。

（二）“每做一事，必完毕而心释”[6]：实业报国的守正与创新  

在外敌入侵、政权更迭的背景下，荣德生对“实业报国”的理解有了新的发展。他不再简单地将实业救国等同于抵制外货、增加生产，而是以高度的爱国热忱，表示宁可放弃开工生产，也拒绝与日伪政府合作，并控诉其对中国社会的破坏“计甚毒也，受罪岂非天理”！他对国民党政府从寄予厚望转而失望，如“币制一端，仍断定数十年之议论，至今仍不议定。此中之病，不知何时而愈”。对新中国建设则积极参与，1949年4月10日，当他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答复国民党南京政府：“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7]他对中共真诚表示的制止内战、开始生产建设的决心深感佩服，由衷欣喜。[8]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表示愿意“努力完成光荣的任务和协助政府开辟祖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基本路线”，[9]体现了其爱国情怀的时代适应性，主动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将部分企业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体系。站立在旧社会的废墟上，拥抱新中国。他在《学商周甲记》中告诫子孙及后代：“有志创业者，以百折不回为宗旨，始得成功，轻视事业为戒。”

（三）“干至七十五岁”[10]：企业经营的传承与发展

在抗战爆发前，荣德生率领薛明剑等人，曾在无锡申新三厂推进劳工自治区，取得明显成效，也使该厂成为荣家企业中效益最好的管理典范，故荣德生认为“战事起失散，今后当复兴”。[11]抗战时期，荣德生一度避居武汉，后来又有企业内迁重庆、宝鸡、天水等地，故此时他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被迅速打开，从原来自己经营的面粉、纺织，拓展到麻纺、机器制造等领域，更扩大到对西北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的农场开发建设和大兴畜牧业、工厂开设、矿藏开发、交通建设、百姓民生的关注；同时，对沿海七省、长江黄河的疏浚、航运、水利均给与了高度的关注。抗战胜利后，荣德生视野更为开阔，老骥伏枥，设计了天元计划、天元实业有限公司、天元家庭工艺社，设想复兴茂兴一厂、修复申新三厂、公益工厂复业。它关注的行业，从纺织到染印，从棉纺到麻纺、面粉，关注电车、公路、汽车、电气网、公用电话行业及砖瓦的生产与建设，尤其对战后恢复所需的冶铁、炼钢、水泥、煤炭、铁道、木材等行业的恢复尤为关注。他设想开设企业的地点从无锡、上海、济南、武汉拓展至南京、徐州。他认为穿衣是民生大事，在静观默察中，发现一年四季惟“夏天缺少稍凉之衣”，以往还有夏布，但近年产量不多，不能普及，故其率二儿、五儿研究国外，并在重庆土法试验，最终开发出麻纺产品，[12]还亲自手绘制设计麻布商标，[13]可见其专注与投入。战后事业的恢复千头万绪， 荣德生在古稀之年，虽壮心不已，但深知企业经营管理的开拓需要一代新人的前赴后继，故进一步推动子侄婿以及原来多年的合作伙伴如浦文渭、王禹卿、王尧臣等人，设计“茂福申新计划股东联合会”的组织，并以股权份额确立推选理事方法，希望通过这一制度架构团结众人，在非常时期共同克服困难，开拓出新的局面。[14]正如荣德生说的：“我一生只晓得办事业，发展生产。”即使到晚年他身体病重的时候，依然表示愿“再当为国家社会尽力服务”。[15]

（四）“赞襄文化亦所应得”[16]：文化的荟聚与融合

在《刻苦耐劳：共同生产与争权上舞台之比较》篇中，荣德生不仅回忆了自己早年向美国大实业家摩根、爱迪生、洛克、爱理司、福特等学习的经历，更在《<大学>臆解》提到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提出“凡曾阅历史者，必能测及将来”“所以，经史不可不读，以此可分贤不孝”，主张从过往的历史中获取大智慧。他曾告诉荣鄂生，希望“事平后（指战乱平息后）拟请专家编写一部《开原乡志》”，[17]更在《宪草问答》提出“国史馆储史人才，兼指修省志、以至于久不修之县志、水道志”均要补修，强调了史书对后代特别重要的借鉴作用。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因权利之争，用恶毒利器为杀人利器，引起二次大战，伤害人民无数，此皆无孔子学识人心脑，惟利是图。进化之极，转为退化；退化之后，若不由‘明德’‘新民’做起，恐无底止。今后之大学，必讲《大学》第一章，国治而后天下平，挽回造化”。可见，他把国际关系的错乱，也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缺失，在贯通古今中外文化的同时，更把中国文化放在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希望能开辟出真正的大同世界。

（五）“不想大官，专心事业”[18]：晚年思想的成熟与升华  

荣德生的人生实现了从传统商人到现代企业家的完整转变过程，实现了从资本家到事业家的飞跃。晚年的荣德生更加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被绑架关押期间，他告诉匪徒，“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经常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的生活立刻要发生影响”，[19]表达了自己并不把开办企业作为盈利手段的非凡见解。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邀请他参与到新社会的建设大业中来，给了他非常高的荣誉和职务，这也使得他的视野从地方转向江苏一省，乃至全国。他所撰写《无锡市政》，其内容与学界已知的《今后之无锡》内容颇为相似，希望无锡以“小上海”的辉煌进一步成为“大无锡”；且认为江苏“全省六十一县上正轨，安居乐业。一省如此，各省如此，全国澄清”，希望江苏在全国能起带头示范作用。更响应党的号召，决心“为进一步巩固国防、发展国家经济而努力！为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而创造条件！”[20]这种视野的拓展、思想的升华，是与1944—1951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密切相关的，可谓时势造英雄。

《纂典识小》是在不平凡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产物，它记录了一位爱国实业家在时代巨变中的实践与思考。虽文字简略，却内容丰富；虽语言平直，却直抒胸襟。正如其孙荣智健先生评论说的：“他的文稿、函电、采访谈话，大多内容切实、文字简明，看起来似乎纷杂、琐碎，完全不同于经济学家思虑周详、论证严密的系统论著。但是，因为伯公、祖父和他们的合作者，都是眼光高远而又脚踏实地的创业者，他们的很多判断、主张、提议、评说，包含着决胜市场的真正企业家的沉稳、清醒和机智。”[21]这是荣德生作为企业家一贯的风格，其蕴含的企业家精神，对当代中国企业发展仍具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乐农.记新京都/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151.

[2][4]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9):138,144,151-152.

[3]乐农.记居乡习惯与寓沪所见之比较/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139.

[5]乐农.宪草问答/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3.

[6]乐农.光绪卅一年起义务纪略/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273).

[7]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276.

[8]乐农.己丑四月十日阅报共首领致电李代总统/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277,279.

[9]荣德生.致毛泽东主席的信（1952年1月4日）.档号:Q193—1—717.上海市档案馆,上海.

[10]乐农.经商纪念/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75.

[11]乐农.国本:衣食统筹/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47.

[12]乐农.天元麻厂建筑记/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225,227.

[13]乐农.夏种南瓜瓜藤记异/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238.

[14]乐农.茂福申新计划股东联合会推举理事办法/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97,99.

[15]江峰.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荣德生、钱孙卿访问记[N].晓报（无锡）,1950-12-14;荣德生.致管文蔚函（1950年1月）.档号:Q193—1—717,上海市档案馆,上海.

[16]乐农.记居乡习惯与寓沪所见之比较/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139.

[17]荣鄂生编著.思庵行年随录[M].1956:66.

[18]乐农.矮脚告示/陈文源,钱江整理.纂典识小[M].扬州:广陵书社,2025(8):89.

[19]等于读一篇侦探小说：荣德生氏谈历险经过[N].大锡报,1946-6-13.

[20]荣德生.我对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的希望及意见[N].苏南日报,1951-12-9.

[21]荣智健.序/陈文源,钱江编.新编荣德生文集[M].扬州:广陵书社,2025(8).

本文系“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优秀学术著作再版项目《荣德生年谱长编》”（编号24FZSB049）的阶段性成果。

（钱江系江南大学历史学院特聘研究员；邵琛　无锡市滨湖区档案史志馆）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