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主体已形成规模庞大、活力充沛的发展格局，但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撑仍面临短期产能相对过剩与长期需求旺盛的供需错位、国产化替代与外资合作的协同困境、产品要素市场变革与现有体系适配冲击等瓶颈。要通过“供需动态平衡、开放协同生态、要素精准赋能”三维路径，激活实体经济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关键词  现代化产业体系；实体经济；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实体经济是国家强盛的根基，市场主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力量。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已形成规模庞大、创新活力不断增强的发展格局，但仍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的关键转型期，面临供需错位、合作困境、要素冲击等挑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首位，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主体必将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从“政策依赖”到“市场驱动”的深刻转变。要持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提供坚实支撑，推动我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一、实体经济市场主体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现状

实体经济市场主体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细胞单元”，覆盖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多元形态，其规模体量、创新能级与协同水平直接决定产业体系的坚韧性和全球竞争力。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主体已形成“规模筑基、创新驱动、协同赋能”三维支撑格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一）规模体量与就业承载：夯实产业体系的微观底座

一是市场主体总量持续扩容。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法人单位达3327.0万个，个体经营户达8799.5万个。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居全球首位，五百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二百多种产量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比重分别超70％、76％、84％，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实体经济市场主体集群。二是就业吸纳能力稳固强劲。实体经济始终是我国就业的“压舱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实体经济吸纳就业超4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制造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超1亿人，占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24.4％。从传统制造业到新兴产业，从大型企业到中小微市场主体，全方位覆盖不同层次就业需求，这种就业支撑既是民生保障的稳定器，也是人力资源供给的核心载体。三是区域行业分布持续优化。在区域布局上，东部地区实体经济法人单位占比58.2％，中西部地区占比提升至39.6％，东北地区占比2.2％，形成“东部引领、中西部跟进”的协同格局。在行业布局上，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数字服务等领域市场主体增速超20％，光伏组件、风电设备等绿色产业全球市场份额合计达72％以上。其中光伏组件占比84％，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十年居全球首位，逐步向现代化产业体系核心领域集聚。

（二）创新驱动与质效提升：激活产业体系的内生动能

一是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攀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3.63万亿元，同比增长8.9％，投入强度提至2.69％，连增12年。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2.7万亿元，占比75％，同比增长11.1％。由此可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为市场核心主体。从行业来看，高技术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达6.8％，远超制造业平均水平。在高端装备领域，例如，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投入强度分别达15.3％和12.8％，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从投入结构来看，企业研发经费在亿元以上的工业企业达1.2万家，较“十四五”初期增长40％，头部企业引领作用凸显。例如，华为2024年研发投入1797亿元，占营收比重20.8％，形成“大企业牵头创新、中小企业协同配套”格局。二是技术转化与智能升级提速。国家知识产权局《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53.3％，较上年提高2.0个百分点，连续五年增长，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62.5％，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智能化转型成效显著，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9月《全球灯塔网络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9月，全球“灯塔工厂”201家，我国以85家居首，较2023年增加13家，覆盖多行业。国家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5.4％、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7.7％。以上海汽轮机厂为例，其通过智能化改造，核心产品加工精度提升30％，生产周期缩短12—15％，单位产值能耗下降 8％，体现了智能化转型对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升作用。三是创新主体层级不断丰富。我国构建起“专精特新企业+龙头企业+创新联合体”多层次创新主体体系。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1.46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这些企业聚焦细分领域，研发投入强度平均达7％，超70％企业主导产品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超30％。龙头企业创新引领作用突出，全国组建了由其牵头的创新联合体，覆盖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例如，中国商飞牵头的大飞机创新联合体整合二百多家上下游企业等，实现C919关键技术集中突破。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不断完善，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2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比例分别为60.8％和68.1％，是制造业总体水平的1.5倍和1.7倍。以上海张江药谷等为代表的产业集群，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完整创新链条，推动生物医药领域创新成果转化率不断提升。

（三）产业协同与生态构建：强化产业体系的联动效能

一是产业链嵌入深度持续提升。我国实体经济已形成“核心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的产业链分工格局。工信部数据显示，中小企业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90％为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直接配套，80％以上分布在重点产业链环节，汽车产业链77万家配套企业中90％为中小企业。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形成高度协同配套体系。例如，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配套率超95％。龙头企业通过技术输出等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以比亚迪为例，其上下游供应商超8000家，核心供应商约2000家，通过联合研发等推动配套企业技术升级，使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国产化率大幅提升，比亚迪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超85％。在全球供应链波动背景下，这种深度嵌入关系提升了产业链整体效率、增强了产业链韧性、展现了协同优势。二是区域产业协同加速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产业集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区域通过建立产业协同平台，打通要素流动壁垒，实现产业链跨区域整合。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数据显示，2024年，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项目超2000个，涉及集成电路等重点领域。苏州—上海生物医药走廊是区域协同典型，两地共建创新基础设施，实现研发数据互通和设备共享，使部分创新药研发周期缩短、成本降低。珠三角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机制，形成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在香港、制造在珠三角、销售在全球”分工格局。2024年，广东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5.34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超30％。区域协同不仅提升了单个产业集群竞争力，而且形成了“跨区域产业链集群”，增强了我国产业全球话语权。三是产融对接机制逐步完善。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力度持续加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国实体经济市场主体本外币贷款余额达171.01万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长25.6％，增速远超各项贷款平均水平。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150万户小微企业担保，担保金额达1.8万亿元，平均担保费率降至0.7—1％。同时，创新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规模达624.30亿元，累计带动社会资本超1000亿元，重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果转化项目。此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2024年，在科创板、创业板新增上市公司中，实体经济领域企业占比82％，通过股权融资获得研发和扩张资金，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产业协同发展提供资金支撑。

二、实体经济市场主体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瓶颈

当前，实体经济市场主体在适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过程中，面临供需、合作、要素三大维度的结构性矛盾，叠加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技术变革冲击，制约了其支撑作用的充分发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供需结构失衡：短期产能过剩与长期需求旺盛的时空错位

一是传统产业产能低效过剩。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显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传统高耗能产业2023年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8.2％、59.0％和84.8％，钢铁、水泥均低于 80—85％的国际合理水平，低效产能占比约 11—16％。部分低端制造业盲目扩张导致库存积压。截至2023 年末，规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达18.7天，同比增加1.2天。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滞后加剧了这一矛盾，我国传统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体比重约80％，但数字化渗透率仅约25％，低于发达国家制造业33％的平均水平，部分行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难以适配个性化需求，陷入供需双重困境。二是高端领域供给能力不足。在高端制造和核心零部件领域，我国市场主体供给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2024 年报告显示，我国高端芯片国产化率不足20％，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国产化率分别约为30％和35％，高端产品进口依赖度超70％。我国在高附加值的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领域国产化率分别不足15％和10％，关键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消费品领域同样存在短板。2024年，我国高端消费品进口额达6500亿元，高端化妆品等品类进口额同比增长8.5％，反映出本土企业在品牌、技术等方面的差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高端有效供给”的要求尚有距离。三是供需匹配机制存在短板。传统“生产—销售”单向模式难以适配消费与产业升级需求，多数中小微企业缺乏专业市场调研团队和数字化分析工具，产品研发与市场需求脱节。工信部2024年数据显示，仅35％的中小企业通过数字化平台获取需求信息，远低于大型企业78％的使用率；超50％的行业性供需对接平台存在“信息孤岛”问题。同时，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率仅为32％，低于发达国家45％的平均水平，未能充分发挥支撑作用，进一步降低了供需匹配效率。

（二）发展路径纠结：国产化替代与对外合作的协同困境

一是国产化替代成本高、周期长。赛迪顾问2024年白皮书测算，半导体等 “卡脖子”领域单个国产化替代项目平均研发成本达5200万元，是普通工业技术研发项目的4倍，7纳米及以下高端芯片研发项目累计投入甚至超20亿元。高端光刻机等复杂产品国产化替代周期通常超5 年，我国晶圆制造环节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2—3代差距。高昂成本和漫长周期让中小微企业难以参与。工信部2024年数据显示，仅12％的中小微企业参与过国产化项目，替代进程主要依赖大型企业和国家专项资金，推进速度受制约。海关总署2024年数据显示，我国集成电路进出口逆差达2262.4亿美元，连续10年超2000亿美元，凸显国产化替代的迫切性及艰巨性。二是外资合作预期与政策适配不足。在产业链安全与开放发展双重诉求下，部分国产化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外资企业投资信心。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4.8％，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外资项目数量减少11.8％，部分外资企业放缓在我国研发中心建设。工信部数据表明，2023年，规上工业企业与外资实质性技术合作比例仅27.5％，半导体、生物医药领域分别低至12.8％、13.6％，未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制约了产业全球竞争力，也与我国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要求不符。此外，部分地方招商引资“重数量轻质量”，对引进外资技术溢出效应重视不足，导致外资与本土企业协同发展不足，尚未形成良性循环。三是安全与效率的平衡难题突出。部分地方在推进国产化过程中存在“一刀切”倾向，过度强调“纯国产化”，对使用外资优质零部件的项目设置隐性壁垒。在平衡安全与效率的过程中，制造业合理比重是重要考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4.9％，虽高于多数发达国家，但需警惕“脱实向虚”倾向。当前，我国仍处于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关键阶段，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平衡产业链安全与开放效率，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要素市场变革：产业升级与要素适配的双重冲击

一是数字技术产出提升与有效需求不足失衡。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赋能作用凸显，但有效需求未同步增长，部分行业“增产不增收”。工信部《2024年数字产业运行情况》及国务院相关政策调研数据显示，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贡献超五成，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2.3％，但同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为3.5％。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遇阻，虽然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重点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0.1％、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2.9％，但实现智能化生产全流程覆盖的企业占比低。中国信通院报告指出，2024年中期，制造业5G工业互联网应用渗透率仅17.3％，低于预期。部分企业因“数字孤岛”问题，引入数字化设备后反而增加运营成本。二是高端人才供需结构失衡。据人社部联合工信部《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2025年，我国高端数控机床等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率近50％，总需求达3000万人，具备数字化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是缺口核心。当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复合型人才缺口约400万人。埃森哲报告指出，76％的中国制造企业高管认为缺乏数字技能人才是转型最大障碍。领英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制造业对数字化岗位需求增速超120％，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同时，产学研人才流动尚存壁垒，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国家知识产权局报告显示，2024年，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53.3％，高校发明专利转化率远低于此。三是要素适配能力滞后于产业变革需求。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核心生产要素，流通机制不完善。国家数据局信息显示，我国仅20％的企业实现数据跨部门、跨企业共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尚处起步阶段。2024年，数据市场交易规模虽超 1600 亿元，但数据确权等关键机制尚未健全，仅24家数据交易机构实现互认互通，数据要素难赋能实体经济。另外，人工智能产业结构失衡，呈“应用主导、技术追赶、基础薄弱”态势。赛迪顾问统计的2024年AI百强企业中，基础层企业营收占比仅7.8％，应用层占比达40.2％，核心环节受制于人。在绿色转型方面，部分传统企业要素适配能力不足。工信部数据显示，30％高耗能企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投入占比不足营收1％，大量传统企业与绿色化发展方向脱节。

三、实体经济市场主体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

针对上述瓶颈，需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从供需、合作、要素三大维度精准发力，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协同，全面激活实体经济市场主体活力。

（一）构建供需动态平衡机制，化解“过剩与短缺”的结构性错位

一是市场化推进产能优化与高端转型。以市场化手段为核心，建立基于能耗、环保、质量等标准的“低效产能出清清单”，通过兼并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推动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产能利用率向82％以上国际合理区间提升。设立“高端产能培育基金”，对高端装备、绿色低碳、新材料领域研发项目给予一定比例补贴，支持传统产业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转型。推广上海汽轮机厂等企业智能化改造经验，编制《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指南》，降低企业转型门槛。同时，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放大资源共享与创新效应。二是多元化挖掘需求与牵引供给升级。结合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费端对智能家居、健康医疗等新兴消费品实施税收优惠，推广“产品+场景+服务”全生命周期模式，推动企业从“卖产品”向“卖解决方案”转变。投资端发布《重点领域需求目录》，引导企业参与5G基站、充电桩等新基建，带动高端装备需求增长，集中资源支持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政府首购政策支持国产创新产品市场化落地。三是数字化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建设国家级“实体经济供需对接数字化平台”，打通工业互联网、电商、物流数据接口，构建“需求分析—订单匹配—生产调度—物流配送”全链条服务体系。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平台基础服务，提供低成本数字化工具，建立“供需对接专员”制度为中小企业进行一对一服务。定期开展“线上供需对接会”，推动区域内企业精准合作，缩短库存周转周期，降低经营风险。

（二）打造开放协同产业生态，破解“替代与合作”的发展困境

一是分类化实施国产化替代政策。坚持“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普通领域开放合作”原则，实施分类分层国产化替代策略。对高端芯片、工业母机等“卡脖子”领域实施“强替代”，依托新型举国体制设立“国产化突破专项基金”，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组建攻关联合体，发布“国产化替代产品目录”并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选用。对普通零部件领域实施“弱替代”，通过“首购首用”“保险补偿”鼓励国产化。同时，允许企业自主选择供应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避免“一刀切”式保护导致产业空心化，确保产业体系安全与效率平衡。二是公平化构建外资合作环境。以制度型开放为导向，发布“外资企业参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指引”，明确外资在政府采购、标准制定中的平等地位，全面推广负面清单与准入前国民待遇，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中剩余的限制措施。建立外资参与产业标准制定常态化机制，推动外资参与项目占比逐步提升。组建商务部、工信部跨部门调解委员会，化解外资合作纠纷，在自贸试验区布局外资研发中心集聚区，提供税收、人才配套优惠，提升合作质量。三是跨境化搭建产业链协同平台。坚持自主可控与全球协同统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产业链格局。支持国内企业与外资、海外机构共建跨境技术联合实验室，聚焦新能源、生物医药领域联合研发，政府给予设备与运营补贴。推广“自主核心+全球配套”模式，允许外资参与国产化项目非核心配套。主导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优势产业国际标准制定，提升全球话语权。定期举办“中国—东盟产业链协同大会”“中欧高端制造合作论坛”，组织企业参与国际展会，促进国内外产业链优势互补。

（三）完善要素精准赋能体系，应对“变革与适配”的时代冲击

一是普惠化强化数字技术支撑。聚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构建普惠性数字技术支撑体系。搭建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整合技术服务商、金融机构资源，提供免费数字化诊断与低成本解决方案，针对传统行业开发标准化转型套餐。建立“数字化转型补贴”制度，支持中小企业生产设备联网、数据采集等基础改造。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完善数据确权、交易定价机制，推动政务数据向企业开放。设立“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专项基金”，支持芯片设计、算法理论研发，推动5G、工业互联网向县域与产业集群延伸，降低数字技术使用成本。二是分层化建设高素质人才生态。构建“本土培养+海外引进+校企协同”体系，设立“首席技术官”岗位并匹配相应薪酬，完善以创新成果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海外高端人才依托 “国际人才协同基金”，提供住房、科研启动资金等支持，鼓励组建跨国籍创新团队。深化产教融合，推动高校与企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动态调整课程体系，建立“校企双导师”制度，并完善产学研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促进高校教师企业兼职、企业人才高校任教。三是精准化健全政策保障机制。建立“靶向施策、动态调整”政策保障体系，提升政策适配性。设立“实体经济市场主体适配专项基金”，针对不同企业痛点精准补贴。建立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动态调整国产化、人才、数字化政策力度。推动地方政府差异化施策，结合区域产业特点制定个性化政策：东部侧重数字赋能、新兴产业培育和高端人才引进，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发展高端产业；中西部侧重传统产能优化、产业转移承接和技能人才培养，例如，成渝推动装备制造产业升级。完善绿色转型政策支持，设立“绿色制造专项基金”，补贴企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绿色电力交易模式，培育绿色产业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张夏恒.“十五五”时期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新形势、战略目标和行动方向[J/OL].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2025-12-08].https://link.cnki.net/urlid/50.1188.C.20251113.1643.002.

[2]杭行,罗杰.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逻辑机理、风险阻滞与实践进路[J].当代经济研究,2025(11):95-106.

（詹宇波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程广昊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