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王蘋、陈长方为中心的震泽学派是宋代苏锡常地区道学传承的代表性学派。震泽学派思想在本体论上，将“性道不二”“道事不二”和“己心备万善”（天理即私心）贯通起来，凸显孔孟儒学身心与宇宙一体贯通的心性本体论，为心上体认通达宇宙生命原则作形而上的奠基；在功夫论上，侧重心上体认、扩充的心体涵养，心上体认的功夫内倾化更加凸显；在政治观上，倡导君王平治天下以正心诚意为根基的王道政治。震泽学派思想在宋代以来受到诸多学者关注，形成了总体一致但又有争议的评价：对心性本体论肯定者赞其得二程本意，否定者批判为佛道绪余；对功夫论肯定者赞其为程门功夫，批判者斥责为禅宗功夫；对政治观或视为修己经世通贯，或认作悠闲修己。

关键词  震泽学派；主要思想；学术评价；苏锡常地区

引言

两宋之际，程颢、程颐的弟子在南方地区大力阐扬伊洛道学，尤其以杨时讲学东林、传道东南功绩最大，而后形成三大显学：闽学、湖湘学、浙学。尽管到了明代《毗陵正学编》《晋陵先贤小传》等著述和东林书院祠祀中，伊洛道学南传的毗陵学脉（辖常州、无锡）——邹道乡、杨时、胡珵、喻樗、尤袤、李祥、蒋重珍等和无锡学脉——杨时、邹柄、喻樗、胡珵、尤袤、李祥、蒋重珍等得到回溯和彰显，但苏州的震泽学派仍略显寂寞。而实质情形是，较之明代回溯的毗陵学脉和无锡学脉，客居苏州（吴中震泽）的王蘋及其门人形成的震泽学派在当时有更显赫的地位。杨时称赞王蘋是二程门人后劲的代表（王蘋先是从学程颐，后又师从杨时），同门朱震、胡安国、君焞都推荐王蘋取代自己充任经筵，胡安国更是赞扬他学有师承，精通世务。由此，形成了以王蘋开创门人陈长方、陈少方、杨邦弼、章宪、章悊等传承汇聚在苏州震泽的震泽学派。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沈义甫在苏州震泽三贤祠祭祀王蘋、陈长方、杨邦弼三位名儒，元代尊崇理学设立教谕延续三贤祠祭祀，足见震泽学派是宋元时期苏锡常地区道学传承的代表性学派。明清之际《宋元学案》专门有《震泽学案》揭示了震泽学派的传承脉络：胡瑗、周敦颐—程颢、程颐—杨时—王蘋—陈长方、陈少方、杨邦弼、章宪、章悊、周宪、范如圭、曾几、陆景端、施庭先、方翥、宋宜之、曾逮、方翥、林光朝、陆九渊。[1]四库全书《王著作集》的震泽学派传承图，不含林光朝、陆九渊。[2]总之，从思想传承谱系看，震泽学派以王蘋及其门人陈长方、杨邦弼为中心，这一学派（因杨邦弼著作已不存，故以王蘋和陈长方为中心考察震泽学派）发展了宋代道学主体内向体验的一面，形成自己主体内向化的理论特质。

一、震泽学派的主要思想

以王蘋和陈长方为中心的震泽学派的思想主要在本体论、功夫论和政治观上得以呈现。

（一）在本体论上，震泽学派凸显身心与宇宙的一体贯通

王蘋就天地、人、物、事提出儒家穷本追源的思考，形成了一个身心与宇宙一体贯通的心性本体论。他将天道天理与人的性命贯通，强调“性与天道岂有二”。[3]知道了人的身心德性和万事万物特性是天赋的宇宙生命原则（天道天理），自然物理和人伦事理与本心德性一体。由此，形而上的哲学奠基可以推导为既然身心与宇宙一体贯通，那么，在日常人伦事物中，从自我身心涵养和发明就可以通达宇宙生命原则，成就仁义礼智的德性，展开符合生命原则的礼乐生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王蘋提出“圣人之道，无本末，无精粗，彻上彻下，只是一理”，[4]强调圣人把握和践行的宇宙生命原则（圣人之道）是没有根本末节、粗大精微、上下高低之分的，而是通贯一理。这样，人们就可以在日常人伦事物中学习、通达和把握，从而自觉践行宇宙生命原则。他借孔子“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来阐明要在日常人伦事物中体认、上达宇宙生命原则，通达宇宙生命原则就会恢复仁义礼智的德性、自觉遵从自然物理和人伦事理。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非传圣人之道，传其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万善皆备”，[5]强调道（宇宙生命原则）皆备于人心，己之心与圣人之心一样万善具备。这一“己心万善皆备”的心性本体论，为从本心涵养和体认通达宇宙生命原则的路径作了形而上学的奠基。

王蘋的弟子陈长方在《易传后序》中，从易有太极、太极两仪等的宇宙生生之说就天地、人、物、事提出穷本追源的思考。陈长方强调“易”的本体就是道，这种道作为生生不已变易的本体（宇宙生命原则）涵盖了“天地之理，万事之情，细大尽矣”“统乎万变之纷如，而丝发不移”。[6]也就是说，宇宙生生不已，一切事物无不禀赋宇宙生命原则（天道天理即天命），天道天理（天命）赋予万事万物为自然物理和人伦事理，禀赋在人是仁义礼智的德性，形成了一个身心与世界一体贯通的心性本体论。而这一心性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奠基是极为关键的。陈长方强调：“读易之士，苟能知此，则即事以明理，取道以行事，应天下之变，成天下之务，皆合会通而行典礼矣。”[7]也就是说，唯有把握到这种身心与宇宙一体贯通的心性本体，才会在日常人伦事物中从自我身心发明就可以通达宇宙生命原则（即事以明理）、成就仁义礼智的德性，展开符合生命原则的礼乐生活（取道以行事）。陈长方更是明确提出“欲知天理即私心，切莫将来两处寻”示弟，[8]凸显人心与宇宙一体的心性本体论，从而为从己心涵养和体证来通过宇宙生命原则作了形而上学的奠基。

震泽学派的核心人物王蘋和陈长方在本体论上，将性道不二、道事不二和“己心备万善”（天理即私心）贯通，为从己心入手涵养本心仁体来通达宇宙生命原则、成就仁义礼智的德性作形而上的奠基，凸显了道德涵养心性本体的内倾化特征。

（二）在功夫论上，震泽学派更为侧重心上体认、扩充的心体涵养

王蘋极为强调从己心入手对宇宙生命原则的体认，从万善皆备的己心入手扩充本心本体，他强调“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万善皆备。故欲传尧、舜以来之道，扩充是心焉耳！”[9]凸显传习圣人之道的核心在扩充万善皆备的己心，扩充此心即可通达宇宙生命原则、恢复仁义礼智的德性、自觉遵从自然物理和人伦事理，正所谓：“动静语默不以毫发已私间于其间，无适而非道矣。”[10]圣人按本心本性就可以自然做到，对于普通人则需要做穷理致知和涵养并进的功夫。王蘋无论在穷理致知和涵养上都强调从己心入手涵养扩充本心本体和体认发明本心本体。在致知上，他倡导作一种反身体察，对这种在日用伦常事物中如何反身体察贯穿宇宙一切的心性本体作了多方面功夫指点，就曾子忠恕指出通过体证“克己之私一毫不留，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廓然无际而心无有外”[11]就能把握己心万善；阅读经典把握圣贤精神旨趣需要在内心得到默识心通才有所得；致知关键在体验己心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涵养上，他同样强调从己心入手，不是认识上的见识和理论言说，所谓“道须涵泳，方有自得”。[12]这个涵养主要包括去除意、必、固、我和心不放荡走失、不要以外事外物动摇纯粹之心等，从而体认和觉察到心的本然本体状态。

王蘋的弟子陈长方同样极为突出从己心入手对宇宙生命原则的体认，他说：“而察此心之本体果为如何，于此了然无疑，则《大学》所谓‘致知’也。”[13]即从己心入手去体察到心本来具有的宇宙生命原则是怎样的，对此能够清晰而没有疑惑，就是《大学》的“致知”。他认为，人只要能致知则自然能诚意身修、邪恶的念头就不会产生、乖僻的言论就无法侵入，内心就会变得如镜子一样明亮，像水一样清澈。而这个“知”，不是通过读书学习训练的聪明才智方面的“知”和多才多艺方面的“知”，而是对己心本体的内在体验和察识，从而获得宇宙的生命原则。因此，他强调要知道宇宙生命原则就完全含摄在己心中，从己心体认本心本体就可通达宇宙生命原则，而不是将通达宇宙生命原则与己心的本然本体体认当作两个不同方向寻找，正如他说：欲知天理即私心，切莫将来两处寻。

综上观之，震泽学派的核心人物王蘋和陈长方在功夫论上更强调从己心入手作本心体认、扩充的心体涵养。这种侧重本心体认、扩充的心体涵养的功夫路向，使心上体认的功夫内倾化更加凸显。

（三）在政治观上，震泽学派倡导平治天下以正心诚意为根基的王道政治

王蘋政治观强调以正心诚意的德性精进为基础和根本更好地形塑一个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他提出，理想的帝王之学和世俗儒学有很大的差异，指出：“陛下留意《春秋》，臣谓帝王之学当与世儒之学异。世儒之学，往往于经世大法莫之察也。帝王之学，在措诸事业。此其所以异也。”[14]王蘋推崇的王道政治认为，世儒之学可能不需要察识天下治理的法度；与此不同，帝王之学恰恰是用心留意天下治理现实事业上的学问，必须要察识天下治理的法度原则。他提出众心、民意是天下治理的法度原则（公理天理），符合众心、民意的视听就是最高的明察明见；离散众心、民意的视听则是蠢识愚见。君王将这种符合众心、民意为天下治理的法度原则不断运用到具体天下治理上、用到选拔官员上，任用的官员一定符合满足民众期待；用到政治事务处理上，政治事务一定不违背人情所愿。所谓“民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古语谓‘谋从众，则合天心’，以众之所同，固有至公之理也。今亲征诏下，而四方民大和悦，以其当于人心耳。陛下诚推是心以见于用人，则用人必慰人望；推是心以见于政事，则政事不拂乎人情”。[15]在他看来尧舜禹的王道之治核心就是得民心。民心就是天，所以君王施行王道，其任用人才遵从天理，而不是凭个人喜好，要依赖自我正心诚意的道德修养。他说：“人主好恶如天，无用心于其间，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使朝廷不乏才，要道也。”[16]因此，王蘋提出正心诚意、辨君子小人的道德修养主张，强调以正心诚意的道德修养为基础、平治天下的王道政治。

王蘋的弟子陈长方同样强调对于百姓的福祉和国家社稷的长久，核心在于君王要懂得平治天下的“帝王之学”，尧、舜、禹、汤就是懂得这种王道之学，才建立了天下太平的大功业。同样，陈长方也强调探讨王道政治原则的帝王之学最为核心的在正心诚意，他说：“乃知礼记大学一篇，为帝王学问之宗”“大学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在于修身；修身之道，在于正心诚意。’”[17]强调大学是探讨王道政治原则的帝王之学的根本纲要，要点就是要正心诚意的道德修养。在陈长方看来，君王能否正心诚意是事关天下混乱还是太平的关键，所以儒家学者要辅助君王正心诚意，不让君主陷入邪道，就必须要先辨别君主身边的人才是否正直，帮助君王正确选拔和任用人才。他说：“君子将以格君心之非，而不使入于邪，必先辨其左右人材之正否。”[18]因此，他强调朝廷必须要有高明有远见卓识的人，有超过常人的先见之明的才能，早早地辨别那些奸邪之徒，让他们的奸言诡计都无法施行，反复开导君主，使君主心里明白他们是小人，依法对他们流放和诛杀，朝廷就会清正肃然，正邪分明，避免祸害天下。

无疑，在政治观上，震泽学派的核心人物王蘋和陈长方倡导平治天下以正心诚意的道德修养为根基的王道政治，体现着震泽学派突出正心诚意道德修养对天下治理的根本性作用，既体现着平治天下的淑世情怀，更凸显了德性政治的特点。

二、震泽学派思想的学术评价

以王蘋和陈长方为代表的震泽学派思想所呈现的思想特质是凸显身心与宇宙一体贯通的心性本体论，心上体认的内倾化功夫论，强调平治天下以正心诚意的内在修养为根基的王道政治。这些思想在宋代以来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形成了总体一致但又有争议的评价。

（一）二程本意，还是佛道绪余：身心与宇宙一体贯通的心性本体论

《王著作集·国史传》辑录了相关宋代史书传记中的评价，正面肯定了王蘋（其不仅先师从程颐，又从受程颢影响的杨时）的心性本体论是传承二程的，尤其肯定了“诚者，天之道也。意与天合，……而此心无适非道矣”的心性本体论，[19]这一面向无疑就是二程及其门人弟子持守的身心与宇宙一体贯通的心性本体论。而宋代章宪和明代徐源突出了王蘋深得二程学养，尤其强调他“己心广大悉备，万善无垠”的心性本体论是对程子思想的传承。李敬锋注意到了王蘋对二程心性本体论的继承和突破两方面：王蘋仍然是在理学的视域下尝试理论突破，由二程洛学向心学发生转向，开创出新的理论形态。较之二程的心性论，王蘋更为着意凸显“心”之地位，即本体即工夫之工夫形态，但比不上陆九渊和王阳明彻底。[20]而朱熹则批评了王蘋的这种心性论：“程子之言，但谓圣贤之心与道为一，故无适而不乐。若以道为一物而乐之，则心与道二，而非所以未颜子耳。某子（指王蘋）之云，乃老佛绪余，非程子本意也。”[21]认为王蘋将己心即天理即道，和二程心与道、天理合一的说法不一样，否认了道或天理对人心的贯注和范导，仅凸显心上体认道和天理的逆觉，因此批判他是佛道的绪余。因陈长方等门人在心性本论总体承接王蘋并无太多创见，所以对王蘋的评价总体上涵盖了震泽学派的总体定位。

（二）程门功夫，还是禅宗功夫：心上体认内倾化的功夫论

《王著作集·国史传》辑录了相关宋代的评价，正面肯定了王蘋在功夫论上是传承二程的，强调：“治天下国家，本于正心诚意而已。……意与天合，则动静语默无毫发私，而此心无适非道矣。”[22]心上体认的内倾化功夫，即凸显克服不正的干扰从己心体认心端正的本体状态、扩充内具的万善，通达宇宙生命原则，就会无论是行动、静处、言说、沉默都会自觉遵从诚实公正的德性生命原则，没有丝毫私心。明代的卢钺也极为赞赏“若夫先生之心，惟求自得于己”的这种心上体认的内倾化功夫是程门纯粹的学问。《实斋王先生立祠祭文》也强调陈长方发展了程颢道学直指人心的功夫。指出：“唯室先生以直指开人心，其有功于世教宏矣。”[23]对于王蘋心上体认的功夫路向，全祖望评价为禅宗功夫，《震泽学案》在王蘋对如何是“万物皆备于我”的回答：“先生正容曰：‘万物皆备于我’某于言下有省。”后面附有全祖望的评价“此亦近乎禅家指点之语。”[24]即在全祖望看来，王蘋这种在言说“万物皆备于我”过程中，内心就能自我明白道理的心上内省体认的功夫是禅宗的功夫。

（三）修己经世通贯，还是悠闲修己：正心诚意的王道政治观

章宪评价其恩师说：“平居恂恂儒者，及语当世之务，民俗利病，若习于从政者，盖其理达而义精故也。”[25]突出他修己和经纶天下的通贯。明代徐源强调王蘋主张：“一人之心也。广大悉备，万善无垠，人主苟能推之，举而措之耳。”[26]即平治天下以正心诚意的自我德性修养为根基，因此，被宋高宗看作修己经世贯通的通儒。《震泽学案》更是总体概述了王蘋与宋高宗论议的要点：一是君王以“谋从众，则合天心”求得天下公理以此来选用人才和处理政事；二是君王对待人才要符合天道公理，不要有私心，使朝廷不乏才；三是君王学习《春秋》，把握世儒之学可能不需要察识天下治理的法度，帝王之学必须要察识天下治理的法度原则。进而宋高宗表彰说：“蘋起草茅，而议论若素宦于朝者，此通儒也。”[27]即王蘋在家的修己和在朝的经世通贯。明代的卢钺则较为注重王蘋悠闲修己自得的一面：“若夫先生之心，惟求自得于己，不希名于世，……且其独抱遗经，毅不舍所学以从彼，退然肥遁，若将终身。”[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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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道支派/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王著作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7-68.

[3][4]震泽记善録/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王著作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04.

[5][9][14][15][16][27][28]著作王福清先生蘋/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震泽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48.

[6][7]易传后序/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别集类,唯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2.

[8]示弟/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别集类,唯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1.

[10][17]应诏论事奏状/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王著作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72.

[11]夫子之道忠恕论/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王著作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77.

[12]附录/黄宗羲原本,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震泽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51.

[13]帝王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别集类,唯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2-3.

[18]开元治乱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集部.别集类,唯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4-15.

[19][22]国史传/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王著作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91-92.

[20][21]李敬峰,刘俊.被遗忘的心学肇始者:王蘋及其思想[J].中国哲学史,2014（03）:53.

[23]墓志/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王著作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88.

[24]实斋王先生立祠祭文/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王著作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96.

[25]王著作集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王著作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4.

[26]王著作集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王著作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5-66.

（陈川 中共无锡市滨湖区委党校；包佳道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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