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数智技术变革推动了网络舆论环境的生态化转型，呈现出渗透全域化、形式多样化、传播智能化、关系联动化的全新样态。网络舆论风险的生成机理突破传统传播生态，资本权力与技术相勾连扰乱网络场域，社会思潮耦合数智技术实现隐蔽渗透，去中心化舆论格局加剧信息传播扩散，公众的认知和心理偏差诱发群体极化。防范化解数智环境下网络舆论风险，要抢占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提高网络舆论风险抵御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增强社会大众的防范意识。

关键词  数智环境；网络舆论风险；样态表征；生成机理；治理策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舆论引导，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1]网络空间的崛起为舆论生成和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新兴场域，使得“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2]数智技术的变革构筑起以数据为新型生产要素，以信息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数智媒介”功能集成，重构了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与生态格局。在数智环境的驱动下，信息传播呈现出“全时、全域、全维”的颠覆性特征，催生了“全民皆媒、万物互联”的舆论新纪元。数智技术打破了传统信息交往的时空界限，但随之而来的传播权力重塑易引发和加剧网络舆论风险，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与意识形态安全。对此，亟须深入探讨数智环境下网络舆论风险的样态表征、生成机理与治理策略，为凝聚思想共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方法论支撑。

一、数智环境下网络舆论风险的样态表征

数智技术的迭代更新重塑了信息传播的路径与模式，使网络舆论风险的生成逻辑、演变轨迹以及影响维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当前，网络舆论风险已经超越了传统传播生态的时空界限和技术限制，呈现出渗透全域化、形式多样性、传播智能化以及关系联动化等方面的全新特征。

（一）网络舆论风险渗透全域化

随着数智大环境的形成，智能算法解构了传播壁垒，实现了信息实时泛在传播。一是群体全覆盖。智能算法推荐促使舆论传播圈层化，意见领袖借助平台算法操控舆论舆情，人机协同的舆论传播模糊主体边界，数智技术的进步使网络舆论风险形成了“封闭强化—中心操控—泛在参与”的共振机制，导致普通网民、意见领袖、智能主体等所有传播对象都被纳入风险网络。二是扩散跨领域。网络舆论风险的群体全覆盖推动形成复杂的风险系统，产生了三个跨领域传导路径，即信息跨领域集散中，单一事件经多主体解读衍生多维风险；情绪跨领域共振中，经济领域负面情绪引发社会领域信任危机；价值跨领域冲突中，文化差异演变为政治对抗。三个传导路径形成网络舆论风险跨领域扩散的连锁效应，使局部风险升级为跨领域风险。其三，传播全球化。当网络舆论风险完成跨领域扩散后，在全球化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下形成全球化传播的样态。云平台打破地域隔离，形成全球传播网络的物理空间重构，机器翻译消解语言障碍促成价值碰撞的文化空间叠加，属地化管理与全球化传播产生制度摩擦的治理空间错位，风险要素呈现“本地诱发—跨域叠加—全球共振”的链式反应，最终形成不可逆的全球化风险格局。

（二）网络舆论风险形式多样化

网络舆论风险在数字智能技术的推动、传播结构的嬗变以及社会互动模式的不断迭代驱动下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其一，网络舆论风险的内容形态多元。人工智能技术降低了内容创作的门槛，使得信息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精英阶层，而是扩展至更广泛的基层群体。社交媒体平台的网状传播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层级体系，促进了信息流动的去中心化。技术进步与传播权力的重构导致了网络内容生产的无序状态，在网络舆论环境中，风险信息主要表现为未经证实的谣言、煽动性言论、深度伪造的图像与视频以及带有情感色彩的网络暴力等形式。其二，网络舆论风险的议题衍生复杂。5G技术显著提升了网络信息的传播速率，导致热点事件的平均发酵周期大幅缩减，单一事件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破信息孤岛的局限，裂变为多维度和跨领域的公共争议，形成以核心议题为中心、多方面辐射的舆论扩散模式。网络舆论风险在“一核多翼”的扩散格局中持续加剧，最终可能演变为导致制度信任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其三，网络舆论风险的隐蔽性增强。网络场域中的单个操作者能够控制成百上千个具有差异性的虚拟账号，大量违规内容借助无法追踪的智能账户进行传播。此外，“人机混合”传播主体通过拆解完整信息的碎片化表达与采用多模态符号的隐喻化表达等隐匿行为也在加剧网络舆论渗透风险。

（三）网络舆论风险传播智能化

智能化手段的深度应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剧网络舆论风险，使其传播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深。其一，算法推荐固化认知偏见。依赖于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和偏好的算法推荐技术，其核心逻辑在于精准推送与用户现有观点相契合的内容，引发“信息茧房效应”。用户持续地被限制在单一观点的圈子内，难以接触到多元化的信息，导致其在网络舆论场中不断加强自己的立场且排斥不同的意见，严重削弱了不同群体间的对话基础，弱化社会共识的形成。其二，风险体验叠加加剧舆论风险。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实现了风险信息在立体化、可视化、沉浸化场景中的全息化传播，基于数字用户画像的技术叠加应用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在原则上可能将面临的经历的范围”，[3]以前所未有的时空压缩方式使用户得以“身临其境”地体验遥远时空的舆情事件。技术强化的“在场感”与“沉浸感”促使用户卷入更深层次的网络舆论风险圈。其三，自动传播制造虚假流量。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化生成和规模化操控具有特定倾向的虚假信息流与民意表达，不仅直接造成虚假“数量攻势”迅速淹没网络真实声音与理性评论、破坏正常舆论生态，更促使舆论风险借助互联网的长尾效应持续发酵，形成难以打破、反复循环的“自动式传播范式”，干扰公共议程设置和社会真实民意表达。

（四）网络舆论风险关系联动化

数智技术通过建立复杂的风险联动网络使得舆论风险呈现出跨平台共振、多源触发、链式传导的显著特征。其一，跨平台的互联互通加速了风险的共振效应。数智环境实现平台间账号体系的互联互通与数据的全域流动，网络信息在多个平台之间无缝流转。舆论争议热点在平台互联互通、信息全面流动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环境下交互触发，迅速点燃多个“舆情触发点”，容易引发舆论风险共振。其二，线上舆论具身化驱动线下行动。首先，网络舆论具身化体现在高度情绪化内容引发用户强烈的生理唤醒和身体反应。其次，网络身份的匿名性降低了身体付诸行动的心理门槛，催生具身化的行动意愿。在此过程中，意见领袖将弥散的具身化行动意愿进行聚焦和具象化，通过“破窗效应”激发其他个体身体层面的模仿冲动与同步行为。最后，线上舆论信息经由“情绪唤醒—身心压力—行动意愿—具象指令—身体模仿”这一具身化链条完成向线下集体行为的质变。其三，网络舆论风险的连锁式传导。在信息交叉传播过程中，谣言加工、议题嫁接以及情绪极化等因素造成信息过载和认知偏差，并催生多个次生风险点，触发相关群体的反应，催生出新一代的舆情事件。这种风险的连锁式传导呈现自我强化、自我复制的非线性特征，加剧了网络舆论场的风险联动效应。

二、数智环境下网络舆论风险的生成机理

当前，数字技术与智能算法深度嵌入社会结构，网络舆论风险的生成机理已突破传统传播生态的认知范畴。资本与技术的勾连为舆论操控提供工具理性、社会思潮借由数智技术实现隐蔽渗透、去中心化传播格局打破信息管控的传统壁垒、公众认知心理的群体效应放大风险传导势能，这些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数智时代网络舆论风险的生成机理。

（一）资本权力与技术相勾连扰乱网络场域

资本权力与技术相勾连的本质在于资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主导性地控制和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关键性技术手段以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技术赋能资本意志渗透，操控舆论场域。网络舆论场域巨大的流量汇聚效应和社会动员力量，天然契合资本的逐利需求。“从资本批判的角度来看，算法的技术权力是一种技术化了的资本权力，服从于资本逻辑、服务于资本增殖。”[4]资本通过控制算法精准制造和推送符合其利益诉求的议题，借助平台垄断地位实现对舆论信息的全方位把握与数据化处理。这实质上意味着资本凭借其技术强化的“议程设置”能力牢牢把控了网络空间“拟态环境”的建构权，塑造显性公共议题、影响社会认知与价值取向等隐性舆论，从而将资本意志深度渗透于个体认知和社会意识层面。另一方面，资本逻辑驱动技术逻辑，干预舆情演化。在网络舆论议题生产阶段，资本利用经济优势收买或培育网络意见领袖，刻意将孤立事件加工成公共话题以引导舆论的初始走向。在网络舆论议题发酵阶段，资本指使规模化运作的营销号等刻意将“小话题”炒作成“大事件”，人为加速舆论升温。在网络舆论议题管控阶段，资本利用技术手段实时追踪，对不符合其意志的舆论信息进行压制或污名化。“数字技术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进一步演变为具有组织性的超级权力，资本将物理空间扩张转变为数字空间扩张”，[5]将网络舆论扭曲为资本利益诉求的“扩音器”。

（二）社会思潮耦合数智技术实现隐蔽渗透

社会思潮与数智技术深度融合的本质在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依托算法推荐等数智技术提供精准化、自动化、隐匿化传播机制，将自己伪装成“自然信息流”，重塑网络舆论场的认知结构、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一方面，社会思潮在算法驱动信息茧房的封闭环境下固化与隐性传播。数智技术通过搜集用户行为数据来构建精准的用户画像，并不断提供符合其偏好的内容，用户被置于由算法编织的、信息同质化的封闭环境之中，更在深层次上“固化社会成员在数据生产与传播方面的技术分层”。[6]算法推荐的“满意原则”持续加剧了信息茧房内部意见的同质化和信息茧房间观点的对立争论。这使得用户的认知容易被单一化、极端化的社会思潮悄然渗透。更为关键的是，信息茧房的封闭性和同质性为错误思潮提供了理想的隐蔽传播温床，可能引发价值认同的消解和主流意识形态分化的舆论风险。另一方面，社会思潮在智能技术隐蔽化生产与传播信息中扩散。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卓越的模仿与伪造能力，能够创造出一个真假难辨的传播环境。掌握信息资源和数字权力的主体，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隐蔽地生成与传播扰乱舆论场域秩序的虚假信息，并操控用户的情感联系和社交资本，显著增加了各种社会思潮传播的密集性和无序性，严重削弱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成为催化网络舆论风险的加速器。

（三）去中心化舆论格局加剧信息传播扩散

互联网技术的赋权已经瓦解了传统中心化媒体对信息的垄断，信息传播的权力分散至众多用户、算法平台、自媒体等构成的网状结构中，形成了去中心化的舆论格局。一方面，传播主体多元化易使不良信息迅速传播。数字智能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生产和发布的垄断格局，导致不良信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机会和扩散途径。去中心化的网状传播结构促进了信息在众多分散节点间的快速迭代和观点流转，导致各种风险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叠加和强化，加剧网络舆论生态的内在对抗性。同时，去中心化平台在信息筛选机制上的普遍不完善进一步降低了不良信息传播的门槛和阻力，成为舆论风险扩散的放大器。另一方面，传播主体利用情感驱动助推舆论扩散。在去中心化的公共舆论领域，情感成为推动舆论形成与传播的关键因素。操控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传播主体通过将特定情感线索深度融入传播文本，促使用户的信息接收行为与其情感话语紧密相连，促进了规模化的情感极化。情感同时成为用户构建群体身份认同的关键纽带。具有相似情感倾向的用户容易基于短暂的情绪共鸣和标签认同，形成临时且排他性的“情感共同体”，通过攻击不同情感倾向者来加强内部认同和情感确认。情感极化与群体冲突行为相互促进，可能加剧社会共识的弱化，构成深层次的舆论风险。

（四）公众的认知和心理偏差诱发群体极化

从主观角度分析，人们天生倾向于寻找并接受与自己立场相一致的信息。从客观角度观察，数字智能技术通过精确推送同质化内容，构建并巩固了信息茧房。主观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推动群体观点走向极端化。一方面，同质群体认同加速网络圈层分化。“在算法技术的有力驱动下，受众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中基于精准的关系链接更易找到同类群体，促使兴趣相投、观念相近和行为相似的个体得以快速连接并以集群化的方式簇拥和聚集”，[7]形成初始的网络圈层。在特定圈层内部，个体倾向于接触并加强与社群内同质的信息，排斥与之相异的观点。“网络‘圈层化’的出现使得错误思潮在封闭化、同质化的圈层内部呈现出隐蔽化、规模化的传播态势”，[8]也使圈层内错误观点的极端化倾向愈发明显。认知偏差增强了各同质化圈层内部的凝聚力，还加剧了与其他圈层之间的隔阂甚至敌意。圈层间的分歧与对立持续加深，极易演变为公开的对抗和攻击行为。另一方面，网络群体极化形成压倒性舆论。在网络场域的极化群体中，感知到自身观点属于“优势和多数”的成员会更积极地进行言语表达，“主流之声则会在群体的簇拥中愈发响遏行云”。[9]持少数或不同意见者因恐惧被孤立或攻击，往往选择沉默或迎合主流意见，导致群体内表面意见高度一致化。极端观点因被反复表达和“多数”假象而愈发强化，异见因沉默而愈发微弱，形成具有破坏力的“压倒性”网络舆论，极易滋生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极端行为。

三、数智环境下网络舆论风险的治理策略

防范化解网络舆论风险是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领域，尤其是数智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舆论先行”的风险愈加凸显，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必须强化价值引领、借力技术赋能、完善机制建设、提升数智素养全方位发力，形成数智环境下防范治理网络舆论风险的综合体系，更好维护网络舆论生态和意识形态安全。

（一）强化价值引领，抢占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

“意识形态斗争往往表现为舆论宣传的话语权、价值认同的领导权的争夺，其背后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斗争”。[10]加强和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凝聚力与领导力，是应对风险挑战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的关键所在。

一是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舆论宣传的领导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阵地建设与管理，落实各级各类宣传文化阵地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确保所有平台、渠道与载体均成为传播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固堡垒。二是明确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导向性，牢牢掌握价值认同的话语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教育，使其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创新话语体系与传播方式，推动话语表达方式从宏大叙事向贴近生活的微观叙事拓展，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表达，将深刻道理融入生动故事。三是以网络阵地为关键，构筑齐抓共管局面。要聚焦网络主战场，统筹协调各种资源，调动各方力量，形成网上网下“一盘棋”的工作格局。要坚持齐抓共管，统筹管理各类意识形态阵地，重视并加强对社科研究、新闻舆论等阵地的建设与管理，确保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坚强堡垒。

（二）借力技术赋能，提高网络舆论风险抵御力

在数字化浪潮深度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背景下，智能技术集群正深度嵌入舆论引导、基层治理与风险研判的全流程。系统性地挖掘并整合技术潜能是提升网络舆论治理效能、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必由之路。

一是运用数智技术精准引导舆论，增强主流价值引导能力。“价值理性关注事物的价值意义，工具理性则以最优手段追求效益。”[11]要通过数智技术策略性设置网络议程精准回应公众关切与社会重大议题，确保新闻舆论工作始终服务于“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政治使命与价值目标，[12]提升主流话语的吸引力与感染力。要将精细化算法推荐模型的设计与训练，有效嵌入主流价值导向参数，解决信息茧房对主流声音的屏蔽问题。二是通过智能化手段分析舆论，提升风险预警能力。要智能量化把握公众情绪光谱、态度极化程度及演变轨迹，揭示舆论生成与演化的内在逻辑与社会动因，提升对风险源头的识别精度。要利用关联规则挖掘等技术深入剖析不同舆情事件、主体、议题之间的隐性关联网络与传播规律，服务于风险预警的智能辅助决策。三是通过技术应用将舆情化解于基层，提高风险治理能力。要利用实时数据抓取与可视化工具深入分析舆情与社会治理数据，构建网络舆论风险典型案例库，为精准地实现风险识别、模式匹配和策略选择提供经验支持与知识储备。要构建人机协同的舆情研判模型，多维研判风险信号，迅速制定处置方案与调配资源，努力将风险隐患消弭于萌芽状态。

（三）完善机制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当前，网络空间已成为价值观交锋、话语权争夺、社会情绪传导与风险集聚的“主阵地”，系统构建并完善舆论风险评估、应对与约束机制，有利于弥合社会意见分歧与凝聚价值共识基础，为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一是优化舆论评估机制，实现意识形态工作责任闭环管理。要综合运用量化工具评估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表现，为闭环管理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要强化评估结果的运用与责任约束，定期开展基于数据的深度评估与绩效诊断，同时健全常态化督导问责机制，确保责任形成闭环、制度效能充分释放。二是健全舆情应对机制，保持风险治理秩序的动态平衡。舆情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应立即启动新闻发布机制，通过多元渠道主动、及时、持续地发布权威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以有效安抚民心，为稳定社会大局奠定基础。当地政府还应同步牵头成立整合应急管理与网信等核心部门力量的联合指挥中心，统筹协调事件处理和舆情应对工作，共同平息舆情风波，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动态平衡。三是强化舆论约束机制，实现依法治网与发挥社会专业力量的辩证统一。要提升对网络非法有害信息的预防效能与治理精度，确保网络空间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共领域。要将具备专业能力的网络社会组织视为平等治理伙伴，充分发挥其在垂直领域深度报道、专业社群精准传播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有效增强主流价值的渗透力与认同度。

（四）提升数智素养，增强社会大众的防范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不仅指向技术基础设施与制度机制建设，更需聚焦个体认知能力与集体行为伦理的协同演进。构建“风险识别—认知抵御—生态优化”三位一体的数智素养提升框架，是实现网络舆论风险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的关键路径。

一是建构数智知识体系与理性认知，强化风险识别根基。要系统解构数据来源的可信度和有效性、样本选择的代表性偏差以及统计方法的适用范围，构建一个“数据—证据—结论”的逻辑验证模型。要通过语境还原技术监测信息内容的篡改与采用情感分析指标量化叙事的煽动强度等方式加强舆论风险识别的基础。二是强化技术验证与批判思维，深化认知抵御能力。要教育公众加强对信息的溯源验证，分析社交网络中信息同质化的程度，识别“沉默的螺旋”现象，培养公众的批判性思维与对抗群体极化的能力。三是整合伦理规约与法治系统，构建责任共同体。要推广“账号即人格”的伦理规范，构建线上线下道德一致的角色责任模型，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要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关于名誉权与隐私权等条款的通俗化解读，普及侵权投诉流程以提升公众的维权和避责能力，增强社会大众对网络舆论风险的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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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0.

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舆论风险协同治理研究”（编号24KSB001）的阶段性成果。

（滕汝青 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罡系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