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强化原始创新供给，完善基础研究长期稳定支持机制，集中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建立未来产业培育机制，完善传统产业升级技术支撑体系；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布局国家级科研平台，创新激励体系，深化多元协同，培育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涵养良好创新生态；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聚焦战略必争领域精准开放，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与标准制定，构建以我为主的跨境创新生态圈，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关键词  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原始创新供给；新型举国体制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生产力发展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的关键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1]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动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支撑。从全球创新指标排名看，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依然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高、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数智产业大而不强、算力布局不优、产业链层次待提升等问题。同时，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正在加速重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频繁借由“技术脱钩”“小院高墙”等手段加深科技壁垒。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凸显，需要加强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把握、前瞻性思考，以系统思维和战略眼光探索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实践进路。

一、强化原始创新供给，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自立的第一要义是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科技自强的标准是在世界科技竞争中处于头部优势，两者都刚性依赖原始创新的源头供给。《建议》把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列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任务。[2]要持续强化原始创新供给，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根本上掌握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动权，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保障。

（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3]202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增速高于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增速1.8个百分点，占R&D经费比重达6.88％，处于历史高位。[4]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比重预计达到8％，但相较于世界科技强国仍有差距。美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长期稳定在15％—17％左右，法国、英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在20％—24％之间。[5]一方面，作为后发国家，我国长期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实验发展和应用研究；另一方面，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高度依赖政府投入，尚未形成政府、企业、高校、非盈利机构等多主体投入的稳定生态。要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支持体系，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结构，通过税收优惠、专项补贴等政策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立“政府引导基金+社会资本+慈善捐赠+国际合作资金”的立体融资网络，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基础研究，加强对原始创新供给的战略性涵养。

（二）集中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高投入、长周期、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集中资源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要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瓶颈，梳理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清单，明确主攻方向和技术路径。在对国家安全与产业竞争进行战略评估的前提下，进行非对称性的重点突破，确保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要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建设一批高效率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打通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化产品的关键路径。争取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技术主权，掌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摆脱对外技术依赖，真正实现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推动我国实现从追赶式模仿、并跑式制造向开创式创造的范式转型。

（三）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6]科技创新和产业的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技术对接或合作研发，而是要素互嵌、主体协同、价值共创、动态适配的高阶融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衔接，形成创新能力的“涌现效应”。要构建产学用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以国家战略需求和关键产业瓶颈为导向组建实体化运行的新型研发组织。在工业软件、数据协议、中试验证等技术接口上建立国家标准，促进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在系统内高效循环，降低知识整合的交易成本。要完善知识产权共享、人才旋转门等制度接口，重视对“颠覆性技术”的非共识支持。

二、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系统的结构性演进与功能性跃迁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7]《建议》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8]要推动产业创新升级，主动塑造新质生产力演进的产业生态，布局未来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构建能够吸纳科技创新成果的开放系统。

（一）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赋能千行百业

《建议》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9]“人工智能+”行动，以通用技术为核心引擎，通过与千行百业特定的知识体系、生产流程与组织模式进行互嵌与共生，带动生产力要素重组与生产关系调适的动态过程。让各行各业突破传统经验束缚，转向一种基于数据与算法的新型模式，提升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边际效应，使千行百业从被动的技术接受者转变为能动的创新参与者。

要构建衔接技术与场景的适应性接口，推动“人工智能+”行动从单点渗透向系统重构演进。“人工智能+”赋能行业转型，初期主要是AI技术对制造业质检、服务业客服等产业细分环节的替代，中期可借助数据流通实现跨环节协同，后期则能驱动产业形态颠覆性革新。在研发设计环节，AI技术可整合分散的知识图谱，实现研发路径的智能规划与潜在方案的自主生成。在生产制造环节，AI技术重点解决微缺陷不易测与资源匹配非最优的问题。在运营管理环节，AI技术可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型，提升决策的实时性与精准性，降低运营风险。在市场服务环节，AI技术基于多源数据，可对用户精准画像，实现从大众化供给向个性化定制的转型。

（二）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扩大产业规模效应

《建议》提出“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10]新兴支柱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物质形态的显性表现，其培育过程本身即是放大新质生产力的“幂数效应”。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我国具有政策引导有力、市场规模庞大、产业体系完整的优势。优先培育新兴产业，其深层逻辑在于通过有意识地建构特定战略性产业的规模优势，激发现代产业体系内生动力。

要发挥新兴支柱产业规模效应的生态催化作用。新兴支柱产业的规模效应不仅在于降低传统微观经济学中的平均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发知识溢出的规模化、基础设施的共享化。因此，新兴支柱产业的规模效应是生态催化剂和经济增长极，通过放大AI技术的渗透领域和空间，从而以更少的摩擦力与更大的成功率系统驱动产业转型，奠定产业体系整体迈向融合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结构性基础。

（三）建立未来产业培育机制，抢占发展先机

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前沿探索触角，其核心属性是技术原创性突破、产业形态未定型、市场需求不确定，培育机制在于通过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完善制度规定、激励探索性研究，推动在尚未完全显现的赛道上率先形成主导设计、技术标准与产业生态，本质是提升产业体系应对不确定性的引领力。建立未来产业培育机制，需要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布局、从事后扶持转向前瞻引导，是主动塑造产业发展、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制高点的战略抉择，也是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建立政府—产业—科研一体协同的技术前瞻体系，扫描科学前沿、分析技术发展趋势、评估潜在市场需求，识别具备范式革新潜力的技术集群，建构弹性化、多场景的战略路线图，设立常设性的协同组织与制度化的研判会商机制，常态化开展对未来技术趋势的联合扫描与评估，形成可根据技术成熟度与市场反馈进行动态调整的适应性决策闭环。要设计非对称激励的政策组合工具。未来产业早期的不确定性与理性经济人的资本逐利性是不相容的，传统激励在此情境中易陷入奖励与惩罚力度对等的“对称陷阱”。对于未来产业，需通过精心设计的非对称激励来激发超越常规的创新绩效能量。

（四）完善传统产业升级技术支撑体系，实现降本增效

《建议》提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11]传统产业因链条长、环节多，其脆弱性在近年来的经济环境冲击中越来越明显。新一轮科技革命让高附加值日益集中于数据驱动、服务赋能等环节，传统产业若不能及时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其困于价值链低端的处境将很难改变，甚至面临生态位被压缩、被边缘化的风险。构建与现代产业体系匹配的传统产业升级技术支撑，已成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一步。

要构建“共性技术平台+个性解决方案”的双层供给体系。突破传统单一技术供给模式，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传统企业需求，分层提供技术支撑。聚焦传统产业升级的共性痛点，铺设行业级共性技术平台，围绕不同用户的具体应用场景与差异化需求，由具备专业能力的企业或创新单元依托平台资源，快速开发并交付定制化的技术解决方案与产品。要打造“数据赋能+人才协同+资本适配”的要素联动机制。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数据要素为技术升级赋能，建立数据确权与收益分配机制，激发企业数据共享积极性。针对传统产业新型人才短缺问题，打通产学研用通道，让“订单式”培养成为现实。

三、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涵养创新良好生态

《建议》把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12]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适应当前科技创新发展新形势、强化科技创新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对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3]要整合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人才链，打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通道，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全面增强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一）聚焦前沿技术领域，布局国家级科研平台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对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民生福祉有深远影响，成为各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角逐的重要领域。国家级科研平台是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承担前瞻性、战略性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衔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关键桥梁。聚焦前沿技术领域，布局国家级科研平台，既是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的核心举措，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要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的枢纽功能，充分发挥其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网络核心与资源配置关键节点作用。整合高校、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优势与企业的产业化资源优势，建立高精尖科研资源共享平台，在明晰科研资源产权界定与收益分配机制的前提下，打通跨主体、跨资源、跨区域的资源流通与共享的堵点，有效汇聚和整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高端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贯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

（二）创新激励体系，深化多元协同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在知识、技术与经济系统复杂互动生成性过程中演进的。要完善“战略统筹+市场导向”运行机制，平衡国家战略需求与市场创新之间的张力，创新激励体系，推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府可用激励政策鼓励龙头企业挂帅，组建创新联合体，建立“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成果转化平台，为科技成果提供从实验室样品到市场商品的转化通道。要强化“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参与格局，明确政府的“出题人”角色定位、推动高校科研机构的“答题人”角色承担、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阅卷人”角色作用。构建“出题、答题、阅卷”的闭环反馈机制，确保创新活动始终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与市场导向动态优化，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三）培育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优化人才发展生态

高水平人才队伍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链条的重要支撑，其规模与质量制约着科技创新的供给效率。《建议》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14]要坚持以科技创新需求为牵引，绘制动态化、精细化的人才需求图谱，推动高校、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深化合作，共同设计订单式课程、共建实习实训基地、联合设立研究生专项，强化人才靶向培育。在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建设发展进程中，着力打造高水平人才队伍，强化有组织科研攻关和体系化人才培养协同推进，支持基础研究领域的战略科研人员开展自由探索类研究，为支持具备跨学科视野的科技领军人才开展产学研协同研究，推动创新成果转化落地。要合力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政府通过政策调整和完善为人才发展提供制度支持，市场通过资源配置为人才发展提供需求导向，社会通过营造创新文化为人才发展提供优良生态，形成“政策—价值—文化”的合力，为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智力保证。

四、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高水平开放合作对新质生产力实现“知识整合与范式跃迁”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吸引力。[15]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与发展，是在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动态环境下，通过知识、技术、要素与制度的全球互动与再创造实现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合作，旨在利用全球资源来赋能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从技术突破到塑造国家竞争优势，不仅可经由创新要素互补破解科技自立自强的资源约束瓶颈，也可经由技术迭代加速强化科技自立自强的动态演进能力，还可借助竞争优势重塑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全球价值跃迁。

（一）聚焦战略必争领域精准开放

市场换技术的思维、追求扩大合作范围与规模的传统开放模式易导致创新资源分散。只有将开放资源投入到能牵引全局、决胜未来的核心环节，才能让开放合作的内生动力转化为不可替代的国际竞争优势。

要精准研判整体需求和比较优势，识别具有高增长潜力和战略价值的细分方向，精准界定关乎未来产业主导权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必争领域，吸引全球高端创新要素资源向特定领域集聚。通过科学计量与专利分析绘制关键核心领域的技术前瞻图谱，评估其对上下游产业链的带动系数，优先选择具有强牵引力的节点性领域。要定向聚集稀缺创新要素，针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短板领域实施定向开放合作，有选择地吸引世界顶级创新孵化器，将国际先进的基础研究机制、风险资本控制体系等软要素，嫁接到我国超大市场规模和完整产业配套的大环境中。配套实施极具竞争力的制度安排，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聚变能源等基础前沿领域，搭建深度绑定国际一流创新主体的高端合作平台。鼓励与世界顶级实验室共建旗舰型研发创新实体，实行“需求导向、共同投入、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治理模式，支持国内创新主体发展嵌入式合作网络。

（二）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与标准制定

全球科技治理与标准制定已从外部环境变量转向生产力发展的构成性要素。全球科技治理是国家间科技权力的博弈，是规则主导权的竞争。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资源要素配置的制度载体，更是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参与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重要依托。[16]在战略必争领域，竞争的高级形态是对未来产业规则和标准体系的竞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科技治理“排华”倾向从未消减。同时，我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与标准制定还存在问题短板。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绿色低碳标准等为代表的标准制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要构建“多元伞形”治理共同体。国家队引领战略方向，涉及数据主权、重大科技伦理的战略领域，主动提出原则性主张，为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设定底线。平台企业作为规则触手以用促治，在产品、服务中嵌入符合我国治理理念的技术标准。新兴科技机构担当知识桥梁，在贡献科技知识的同时，输出中国式大科学的处理模式和管理智慧。建立常态化的协同会商与信息共享机制，促进三类主体在政策衔接、标准互认与行动配合上形成合力。推动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认同的科技治理范式，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三）构建以我为主的跨境创新生态圈

跨境创新生态圈是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加速器。高水平开放合作的主旨是在对接引进技术或标准的基础上，主动构建并主导具有韧性与辐射力的全球创新网络，实现对人才、数据、资本等高端创新要素的全球再组织与高效配置。

要打造国际化创新策源枢纽，在战略前沿领域设立、发起并实质性运营国际大科学计划。以全球视野汇聚顶尖科研力量、前沿技术资源与高水平创新资本，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带动能力的原创新成果产出高地。鼓励和支持国家实验室、科技领军企业在海外设立高水平研发中心，深度嵌入当地创新集群，实现内外联动、双向溢出，从创新源头植入“中国模式”。在生态圈内部，主动倡议并践行既能保障我国核心技术利益、又能吸引国际伙伴广泛参与的协同规则。要推进人才环流，不仅要吸引海外顶尖科学家走进来，更要有规划地支持我国优秀科研人才走出去，到世界顶尖机构承担关键任务，形成以我国学者为节点的全球信任与合作网络，从而为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培植更为坚实的支撑。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5-10-29(01).

[2][8][9][10][11][12][1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01).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208.

[4]国家统计局.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EB/OL].（2025-09-29）［2025-11-21］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509/t20250929_1961428.html.

[5]阳镇.面向“十五五”时期的企业技术创新[J].财经问题研究,2025（07）:3-14.

[6]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4-06-25（02）.

[7]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N].2025-11-09（01）.

[13]郭改英.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J].红旗文稿,2024　　（20）:15-18.

[15]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在更高起点上扎实推动中部地区崛起[N].人民日报,2024-03-21(01).

[16]刘波.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向度、价值旨归与实践进路[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5（03）:11-19.

本文系2025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省属科研院所研究专题)：“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与转化路径研究”（编号252400411312）的阶段性成果。

（杨彩利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涂小雨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二级教授）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