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要发挥其战略作用，需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要科学把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要素配置的内在关系，结合实践发展情况，深刻认识要素市场化过程中错配程度差异化、交易体系无序化和产权界定模糊化等因素的影响。要加强顶层设计、聚焦制度建设、健全运行机制、提升监管能力，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探索新路径。

关键词  要素市场化；改革；统一大市场

统一的要素市场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就此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1]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效衔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最优化配置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生产要素供需比例。当前，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距离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尚有差距，如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充分、商品和要素流动不畅等，抑制了我国市场的规模扩展和层次提升。因此，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市场作为生产要素配置的主体，具有追求利润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使其偏离了最优化配置状态，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分配。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要素配置作为生产的重要环节，应将满足人的需求作为出发点。要超越西方经济学在要素配置效率上的局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为依据，揭示要素合理配置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机制，以及如何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一、要素合理配置对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作用机理

基于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规律的分析，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利于市场更为充分地发挥其决定性作用。要素配置实质上是生产要素在生产前的分配，其属于生产环节的范畴。要把要素配置嵌入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辩证关系中分析，科学把握建设统一大市场和要素配置的相互关系，认识到通过要素配置所形成的内生动力效应、需求扩展效应和空间协同效应对建设统一大市场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要素合理配置的内生动力效应，加快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相较人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表现出相对的稀缺性，进而要求人们对有限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获取最佳效益。要素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市场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2]所以，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要突破生产要素的稀缺性限制，推动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领域流向高生产率领域，进而优化配置效能。尤其是生产要素规模固定的情况下，这一流动将带来资本增加和技术聚焦，这一过程形成的良性积累即内生动力效应。马克思指出：“竞争会把社会资本这样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3]同样，工人之间的竞争也会促使劳动力由一个生产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部门之间的竞争会使得资本由较低利润率的部门流向较高利润率的部门，使得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各部门的配置不断优化，聚集于具有先进生产力的生产部门。可见，通过市场优胜劣汰的调节作用，生产要素得以聚焦和集中，有效激励各类优质的生产部门加大创新投入和技术改造，利于形成和激活内生动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因此，要素市场化改革更要着力于破除阻碍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引导资源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聚，这从内生动力视角对建设统一大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要素合理配置的需求规模扩大效应打通统一大市场的循环

建设统一大市场离不开高质量的供给，更需要有强大的消费能力支撑，才能形成供需平衡的市场环境。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实现价值增殖的关键在于生产和在生产过程中合理组合、优化配置生产要素。马克思指出：“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4]需要的范围在量上的不同说明了要借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来调节这个量，使得各种产品的生产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使得社会总产品全部得以实现，避免经济的波动和资源浪费。对要素配置结构的优化，不仅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各类要素报酬，还会缩减同一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报酬差距，提升市场主体的收入、强化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水平，进而随之放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驱动需求的规模扩展和转型升级，形成新的需求来牵引供给。可见，要素资源配置所形成的需求扩大效应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利于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所以，在需求规模扩大的意义上，要素市场化改革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要素配置的空间协同效应破解统一大市场的壁垒

作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的国家，建设统一大市场考量地理和空间因素十分必要。不同地域在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和市场需求等方面有独特的属性，抓住地理差异和空间布局利于有效地整合各个地域的要素资源，形成具有巨大优势的统一市场。要素的空间聚集是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效应。马克思对分工协作问题研究时指出，协作可以打破空间界限，使得劳动力这一要素能够跨地区流动。“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5]使得整个生产过程置于完整的空间场域之下，加强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联系；“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6]“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7]可见，要素所产生的空间协同效应，不仅能避免生产资料的浪费，还能通过聚集劳动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科学技术、大机器生产对市场扩大、要素流通配置具有一定的影响，“技术进步必然引起生产的各部分的专业化、社会化，因而使市场扩大”。[8]技术进步破坏了生产要素所固有的小经济单位的分散性，并把小地方市场结合成为广大的国内市场，然后形成了世界市场。所以，要素市场化改革应依据不同要素的属性、市场化程度差异和经济发展需求，实现要素流动的自主有序。这必然会促使要素跨地区流动性增加，更好地发挥其空间协同效应，这种市场逻辑能有效冲破区域间的保护壁垒以及行政原因所造成的市场分割，从而推动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进程。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和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应积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9]这些改革政策的落地推进中，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比如，在土地要素方面，围绕“集约高效、盘活存量”来推进改革，不断提升土地的利用效能，支持二三产业混合用地、盘活国有企事业单位存量土地、有序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在劳动力要素方面，以“激发活力”为导向引导合理流动，力求通过改革集聚“高精尖”人才，加大力度推进户籍改革制度、探索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完善技能评价机制，向高新技术行业、研发机构下放评审权限。在技术要素方面，聚焦技术创新赋能，打通转化链条，不断深化科技成果产权改革，逐步推行“预算+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加快完善成果转化的交易机制，健全技术产权、价值评估、流转交易、价值担保等技术交易服务体系；不断推动“技术+资本”融合，加大企业研发与技术交易补助激励力度，支持银行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力高精尖产业孵化与独角兽企业培育。

但是，现阶段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要求仍存在差距，诸如，要素市场的规则制度统一度有待提升，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不同程度存在双轨制，市场化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技术和数据等新型要素的产权界定相对模糊，市场发育相对缓慢等。要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解决此类问题，在实现要素畅通流动的基础上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一）要素市场统一规划有待改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等方面壁垒，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快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素市场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项制度改革之间具有较强的逻辑次序。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结构性变化、人口红利缩减，加之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难度较大，更需要统一规划、加强顶层设计来推进改革。

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我国要素领域改革步伐显著加快，多项实质性措施相继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但也应看到，部分改革虽取得局部突破，却因整体规划不足而形成“短板”，制约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当前，要素市场化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核心难题从“是否改革”转向“如何系统推进”。对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当前要素市场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跨区域、跨行业流动仍面临障碍，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及实现协同配置的能力仍然不强。比如，以土地要素为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虽已在部分地区试点，但相关的产权登记、交易流转与收益分配制度尚未完全统一，导致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存在障碍。

（二）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有待提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提出，破除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关键在于“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转化高效的技术市场”。[10]要素配置效率和效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禀赋与经济韧性，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成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突出短板。基于社会再生产环节的整体性，要素错配一旦形成，就会与生产过程结成相互作用的关系，作用于生产过程，并改变生产结构。生产资料聚集于高回报率的生产部门，不仅会造成生产部门之间的扭曲，也会表现为生产与消费部门的扭曲，以及地区发展之间的差异化。

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如何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发挥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就了经济增长奇迹。然而，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新旧体制尚未完全转换到位、市场作用发挥不足以及政策的滞后性等因素，造成了生产要素市场仍有要素错配显现，且不同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错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比如，目前我国劳动力要素流通渠道仍不畅通，主要源于户籍、行业与地区等多重分割。从城乡户籍分割来看，农民工群体对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的诉求难以满足，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从地区分割来看，由于人才跨区互认机制不健全，社会保障登记服务尚未形成全国联网，制约着劳动力的跨地区自由流动。

（三）要素市场交易体系有待完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期间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纵深推进，需要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支撑，市场交易体系的有序化使得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但是，交易行为的复杂性和交易主体的多元化等特性，使得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难以通过自我调节机制来自发形成，其天然需要政府的有效调节。马克思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天生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会导致总量和结构失衡，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以及经济失衡问题。如果“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11]就会出现市场的无序化。所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来弥补市场经济的先天不足，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巨大优势。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我国通过政策调控、完善法规等多种手段来维护市场秩序，并在市场准入、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深入探索，积极弥补市场失灵，营造良好健康的市场交易环境。但受制于解决问题的路径依赖以及市场监管本身兼具多元目标等因素，仍存在着要素市场交易体系无序化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主体单一、平台缺失与配套不足，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运行失序等。例如，在资本市场，目前社会信用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个人、企业和政府相关的金融信用信息尚未充分收集，加之监管机构未能有效利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监管的覆盖面，降低了监管效率。在技术市场，存在技术开放、服务等合同交易周期长、回报预期不确定等因素，交易中缺乏相互采信的法规制度，放大了市场交易风险，也降低了市场主体参与交易的意愿。

（四）要素市场产权界定有待清晰

产权制度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完善产权制度，要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12]因为，在要素市场产权界定明晰的情况下，生产要素才能通过市场机制作用自由流动，实现配置的最优化。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产权是一定所有制关系实现的重要条件，表现为不同领域中经济主体所形成的利益关系，并影响着市场运行中资源配置方式、主体预期及行为规范等。在马克思看来，伴随着生产社会化以及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产权更趋于由大部分社会成员来拥有和使用。但因特定原因引致的产权模糊或缺失，会造成市场主体的利益受损或处于缺乏保护状态，以致于参与市场运行的预期不稳定，效率难以实现最大化。所以，生产要素配置不平衡的实质是要素产权在主体地位与主体权能之间的不平衡。这样，产权制度的不平衡构成了要素市场不平衡的实质内容。健全产权制度是解开要素市场不平衡困境的关键所在。

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现代产权制度的主体框架已初步确立。然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产权制度的完备度和成熟度仍显不足，如土地产权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技术产权制度等方面，亟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从土地产权制度看，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权责不清晰问题，承包权的继承、退出权能，经营权的抵押等尚未在法律层面予以明确。另外，现阶段我国数据要素产权配置与运行制度整体尚处于缺位状态，特别是个人、企业和政府互动时所产生的个人数据产权模糊不清。产权界定模糊，使得企业无法确定数据在授权、流通和交易过程中的边界，造成要素在各个生产部门的配置率较低，同样也会导致数据倒卖、侵权等投机行为，破坏市场的基本信任关系。

三、要素市场化改革赋能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实践路径

“十五五”期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实现要素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环节。因此，就现阶段要素市场存在的错配程度差异化、交易体系无序化、产权界定模糊化等问题，要强化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通过加强顶层设计、聚焦制度建设、健全运行机制、提升监管能力，着力破除阻碍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要素协同配置效率，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探索新路径。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当下，我国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胶着期和关键期，其完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总体规划，自上而下强力推动。在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充分发挥党协调各方的机制优势，在分歧中迅速达成一致，形成党中央牵头、职能部门具体落实、各省区市承接执行的工作格局，实现目标统一、步骤统一到全要素高效配置的先进生产力统一。同时，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深入研究改革关联性和举措耦合性，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结合起来，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在顶层设计过程中，根据各地区比较优势、环境承载能力、产业结构等因素，找准地区市场定位，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不能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要素封锁。同时，注意及时清理废除各区域和行业所隐含的市场分割、地方保护、指定交易等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加强地区间生产要素流动项目协调合作，建立重大问题协调解决机制，推动要素市场合理布局、分工优化。

（二）完善要素市场化制度建设，更好发挥市场作用机制

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突出问题导向，根据要素不同属性、市场化程度差异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基础制度，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加强用海、用能、用水等资源环境市场制度建设等，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全国各种市场和各个地区市场互相联系、互相结合，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比如，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重点在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对市场化改革的制度障碍，需积极探索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制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需注重培育全国一体化的市场，加快构建全国性技术和数据交易市场，完善相关产权的评估交易机制，实现各地技术和数据交易市场的互通互联，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鼓励不同区域之间科技信息交流互动，促进科技信息的安全归集整合、有效流通和充分共享。

（三）健全要素市场化运行机制，创造更加公平活力的市场环境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重要的是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健全劳动、资本、知识、技术 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13]使得要素资源充分竞争，为全部市场建立统一价格体系创造条件。一方面，完善要素价格机制，要形成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同时，还要加强要素价格管理和监督，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比如，完善土地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劳动者报酬和工资收入形成机制以及促进资本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机制、人民币汇率弹性形成机制等。另一方面，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报酬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土地、资本等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并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价值的分配机制。比如，健全收益与风险匹配机制，使不同期限、承担不同风险的资金获得合理的收益和风险补偿；制定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形成价值所有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

（四）强化要素市场规范和监管，更好维护市场秩序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好发挥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作用。要发挥好“有为政府”的作用，需要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充分供给，并解决好政府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提高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一方面，要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包括完善产权制度、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等。在完善产权制度方面，健全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制度体系、涉产权纠纷案件的执法司法体系，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的标准，依法保护市场主体产权及人身财产安全。在市场准入制度方面，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放开充分竞争领域准入，大幅减少对经营主体的准入限制；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根据标准引领、场景开放、产业聚焦、体系升级的原则和路径来优化市场环境方案，推动要素创新性配置、提高准入效率。另一方面，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完善要素市场监管机制、探索要素市场监管有效方式。在完善要素市场监管机制方面，聚焦制约要素市场监管效能提升的短板，着力优化监管事项层级配置、强化跨部门综合监管、深化综合执法改革三方面精准改革，如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执法体系，完善信息通报、案件移交和执法反馈等日常监管与综合执法的衔接机制。在探索要素市场监管有效方式方面，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快“智慧监管”的建设，强化监管政务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网络交易监管等跨区域协作的信息化能力。要完善跨行政区域网络监管协作机制，鼓励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和消费者共同开展监督评议。要不断创新和丰富对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方式，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及时修改完善法规和标准。

参考文献：

[1][9][10]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15,7,17.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49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93.

[4][5][6][7]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4,378,381,382.

[8]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0.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4.

[12][1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9-10,9.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