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民城市话语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重要话语表达。人民城市话语的生成,回应了新形势下城市工作的发展需求,构建了中国自主城市话语体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人民城市话语围绕城市是什么、为了谁、依靠谁与如何治的问题进行了话语表达。人民城市话语对推动中国特色城市理论从“解释”走向“建构”、确立以人的感受为尺度的评价标准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文明新形态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时代；人民城市；自主话语体系；话语建构

话语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民城市”概念，[1]到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2]人民城市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已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与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3]人民城市话语业已成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界已有研究，有的剖析了人民城市理念的出场逻辑，[4-6]有的探究了人民城市理念的内涵与发展历程，[7-8]还有的从话语维度探赜其内在逻辑的成果，但深入分析人民城市话语所形成的具体背景条件、揭示其核心意涵与时代价值的成果却尚付阙如。在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背景下，[9]从话语维度探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人民城市话语的理论创建与实践探索，有助于新时代立足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对构建中国自主城市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民城市话语的生成语境

任何重大政治话语的生成，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实践需求与理论使命共同作用的产物。人民城市话语的生成，回应了新形势下城市工作发展需求，构建了中国自主城市话语体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

（一）回应新形势下城市工作的发展需求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快速城镇化，我国城市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5年7月14-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向标志着我国城市工作进入全新的历史方位，人的城市化、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工作的核心。人口密集、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保障不足、基层治理能力不强、历史文脉断裂等问题日益凸显。传统的以GDP增长、空间扩张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难以维系。人民群众对美好城市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已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公不公”“便不便”，对于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与文化认同的要求更高。人民城市话语作为能够统摄复杂治理议题、凝聚社会共识、指引高质量发展方向的核心话语应运而生，其以“人民”为核心，重新锚定城市发展的价值坐标，强调城市的核心是人，推动城市工作从物本逻辑走向人本逻辑，为破解新时代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城市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研究与实践受西方城市理论影响较深，或陷入技术治理的碎片化，或困于资本逻辑的单一叙事，缺乏立足中国国情、解释中国城市化道路、彰显中国制度优势、指导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原创性话语体系。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问题日益紧迫。城市作为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其话语建构尤为关键。在此背景下，人民城市话语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年来领导城市工作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尤其是着眼新时代以来城市治理的创新实践，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等核心要义，熔铸为一套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不仅有效整合了发展目标、群众需求与历史传统，更以鲜明的社会主义底色和中华文明标识，打破了对西方城市理论的路径依赖，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理论支点，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城市领域的关键突破。

（三）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情怀的深刻诠释

中国共产党是情感型政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人民城市话语的出场，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一方面，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崇之情。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人民参与城市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市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要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10]这一论述既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人民主体作用的期待。另一方面，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担当之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高群众生活品质。”[11]这一论述饱含着对人民的深切关怀与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必须“深刻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定位，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2]从情感维度看，人民城市话语的出场，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可感知的城市生活，使人民在城市生活中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被服务。这是对新时代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深情回应，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情感底色。

二、人民城市话语的核心意涵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人民城市进行了集中阐释，围绕城市是什么、为了谁、依靠谁与如何治等重要命题，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系统的话语表达。

（一）城市是什么：重新定义城市的根本属性

人民城市话语将人民性确立为城市的根本属性，实现了本体论上的突破。一方面，人民城市话语不仅具有理论创新价值，更回应了现代性问题。人民城市话语对于城市属性的界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命题，将城市空间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物质化呈现。马克思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3]这为人民城市话语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城市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聚集，更是人类实现全面发展的载体。人民城市话语将人的现代化放在城市发展的首位，实现了从物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飞跃。不同于西方城市理论的增长主义困境，人民城市话语解构了这种工具理性，将城市从资本增殖的附属物解放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性空间。

另一方面，人民城市话语推动了城市功能的变革。重经济、轻民生的单向度模式是以往城市发展的弊端，而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则要求城市的规划与管理始终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并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作为城市工作的关键。[14]人民城市话语表明城市不再是简单的人口、资本集聚空间，而是承载生命温度的精神家园。城市规划也应在综合考量教育、医疗与生态等民生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人民城市话语对城市属性的重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破解全球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生态危机、城乡差距及社会分化等问题所贡献出的中国智慧。

（二）城市发展为了谁：明确城市发展的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15]人民城市话语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以“为广大市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作为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16]实现了对城市发展价值逻辑的重构。这一价值追求不仅显示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理念，更蕴含着对现代城市文明价值危机的深刻回应。

一方面，这一价值指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将城市发展目标与人的全面发展紧密关联。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为人民城市话语奠定了根本价值立场与指引。人民城市话语则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取向，[17]实现了从资本导向向人民导向转变的价值革命。这一价值重构具有三重超越性：其一，突破传统城市治理功利主义局限。不同于传统城市发展过度看重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人民城市话语将“人民”作为话语的核心，坚持共同富裕理念，将教育、住房、医疗、环境等基础公共服务的保障作为核心目标，强调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将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现代化作为城市发展的归宿，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这种主题主线的建构，不仅明确了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更为破解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公平与效率问题提供了价值指引。其二，强化参与保障体系。人民城市话语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基之上，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保障人民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真正使为民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其三，回应了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价值诉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人民城市话语以人民群众对城市工作的满意度、对生活的便捷程度为评价标准，使抽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化为可感知、可衡量的民生改善。

另一方面，这一价值指向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从《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思想；从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民生观，到张载“为生民立命”的担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强调以人为本，将人民福祉置于政治秩序的核心位置。在高楼迭起与数字奔流的时代，人民城市话语重申“安土重迁”的情感归属、“守望相助”的社区温暖、“致中和”的区域规划，使城市发展不仅拥有高度速度，更有温度厚度。这种立足本土文明传统的价值自觉，不仅彰显出中国自主城市话语的原创性，更坚定了走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决心。

（三）城市建设依靠谁：确立人民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人民城市话语把人民作为城市治理的主体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人民的主体地位。

一方面，人民主体的建构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18]人民城市话语所倡导的“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治理新模式，[19]推动了从人民有限治理向城市共治的转变。不同于西方城市精英主导的发展模式，人民城市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设计，构建了社区议事会、民主恳谈会、网络问政平台等常态化机制，使城市治理的人民主体性得到制度保障。同时，人民城市话语实现了对传统动员型治理的超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城市治理较多依靠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人民群众也仅仅是城市的有限管理者。而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则要求通过法治化、制度化的参与机制，让人民能够广泛参与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

另一方面，这一主体定位催生了城市治理结构的变革。在传统城市治理中，政府是唯一的权威主体，而市民则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人民城市话语则力图使政府、市场、社会及个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城市治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这种治理结构既能发挥政府的统筹领导作用，又能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在更大的层面培育了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激活了市民个体的参与热情。从城市社区的“楼道革命”到“环境革命”，从“停车难”治理到加装电梯协商，人民作为治理主体的作用日益凸显。人民城市对治理结构的调整，不仅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效能，更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与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情感认同，为全球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城市如何治理：构建系统化、人本化的城市治理路径

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作为人民城市话语的重要内容，实现了城市治理路径上的创新。一方面，这一路径强调系统化、整体性的治理方式，要求各要素间的协同作用。从单体建筑的“好房子”到居住环境的“好小区”，再到公共服务的“好社区”，最后到整体格局的“好城区”，形成了从点到线再到面的新型治理格局，在两个方面实现了创新。第一，融合了精细化治理与数字化治理的双重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像“绣花”一样做好城市治理，这一比喻生动诠释了精细化治理的要求。同时，“智慧”作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其本质是积极拥抱数字技术，构建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推动治理手段由感性向理性、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转变。第二，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城市面临千城一面的文化危机。而人民城市强调要保护与传承好城市记忆，通过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与自然景观，使现代治理与文化传承有机融合。

另一方面，这一治理路径促进了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传统城市治理更多地依赖行政命令和运动式整治，缺乏制度上长效运行的保障。而“四好”建设则通过标准化、系统化的管理方式，将治理任务分解为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指标，在城市工作评价上完成了创新。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完整社区建设，从海绵城市建设到韧性城市打造，每一项治理行动都有明确的目标、要求及时限。这种系统化治理打造了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机制，不仅提升了城市品质，更增强了治理的预期、可持续性及人民群众的治理信心。人民城市话语的治理路径具有科学性与有效性，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经验。

三、人民城市话语的时代价值

人民城市话语的构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语言表达上的创新，更内蕴着价值重置、评价转换与文明自觉，为中国特色城市理论建构提供思想原点，为城市治理转型确立价值坐标，为人类城市文明演进贡献中国方案。

（一）推动中国特色城市理论从“解释”走向“建构”

人民城市话语的提出，不仅是一次政治宣示，更是一场深刻的理论自觉，标志着中国城市研究实现了从被动解释到主动建构的转型。长期以来，国内城市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与自主性，受到西方城市理论研究影响较深，缺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建设现代化城市的系统回应。而人民城市话语以“人民”为元概念，重新锚定城市作为“生命体”“有机体”的本体论基础，[20]强调城市作为人民生产、生活与交往的文明共同体属性。这一界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关怀，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安土重迁”及“致中和”等治理智慧，在总结新时代党领导城市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与发展了城市更新中的群众参与机制、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完整社区建设等制度创新。尤为关键的是，人民城市话语通过对“为了谁、依靠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四重设问，[21]构建起一套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科学系统的概念体系，在价值目标、主体结构、空间形态及治理方法等核心要素上完成了有效整合。这种体系化建构，使中国城市理论真正达到了立足于自身的制度优势与文明传统，形成了具有主体性、原创性与可迁移性的本土化知识生产路径，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树立了城市领域的典范。

（二）确立以人的感受为尺度的评价标准

人民城市话语推动了城市发展价值坐标与成效评判体系的转型。长期以来，城市治理的成效高度依赖可量化、易展示的硬性标准——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高楼数量、道路里程等，这些指标虽然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却往往遮蔽了人的城市化这一本质。在此逻辑下，城市发展易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困境，政策的实施与群众的感受出现了明显断裂。

人民城市话语通过“人民城市为人民”“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以群众满意度为评判标准”等贴近民生、富含温度的表达，将城市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从“做了什么”转向“人民感受到什么”。这种转换体现出一座城市“好”或“不好”的评判，不再由蓝图的宏伟或财政的投入决定，而取决于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切身体会到便利、安全、尊严与归属。孩子入学问题、老人就医问题、通勤时间问题、城市安全问题——这些“小事”被话语重新赋予政治重量，成为衡量治理成效的重要尺度。以人民感受为尺度不仅是一种评价方法的更新，更是一种治理伦理的重建。它使城市发展回归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使政治话语真正扎根于人民生活。正是在这种价值引领下，人民城市才能真正成为有温度、有记忆、有希望的文明家园。

（三）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文明新形态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看，人民城市话语的深层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一种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城市文明新范式。西方现代城市多以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与空间扩张为核心，往往导致社会分化、文化断裂与生态危机。而人民城市话语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将公平正义、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城市文明的核心内涵。它主张“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2]在快速更新中保护好历史文脉与集体情感；倡导“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在数智时代最大程度保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间与情感联结；追求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空间正义，防止资源在少数区域的过度集中，确保城市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这种城市文明观，既是对中华“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以民为本”等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践行。它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不是对西方城市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在尊重自身文化传统、制度逻辑与现实基础上的自主探索，这不仅为全球城市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为人类文明多样性提供了新的样本。

综上所述，人民城市话语的建构，是在城市治理复杂化与社会诉求多元化的背景下，通过将党的城市主张转化为具有现实解释力、群众认同感和文化亲和力的表达体系，实现城市工作价值引领的一次重要话语实践。它不是政策术语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场以人民至上为原则、以现实生活为土壤、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的意义生产过程。面对城市更新加速推进、基层治理任务繁重、公众参与意识高涨的新形势，城市话语的有效性越来越取决于其能否与居民的切身利益同频、与社区的情感脉络共振、与空间正义的时代诉求契合。人民城市话语蕴含着始终扎根人民生活、回应真实问题、尊重文化传统的话语自觉，不仅成为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城市话语体系的深厚基础，也为确保城市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了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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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年谱(第五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489.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