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在核心立场、时间维度、内涵观念与评价标准四个层面与西方主流政绩观形成本质分野。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理论优势体现在价值立场的彻底性、发展逻辑的科学性、思维方法的系统性以及评价机制的总体性。这些优势使其能够克服利益集团掣肘、规避短期主义陷阱、纠正程序空转异化、超越单一增长局限。理论优势转化为显著的治理效能：在战略定力上支撑“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民生福祉上推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型，在生态保护上促成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协同转化，在自我革命上赋予治理体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韧性能力。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以其人民立场、科学品格与实践伟力，展现出鲜明的理论先进性与实践有效性，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正确政绩观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正确政绩观；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

政绩观，即关于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以及如何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价值导向与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政绩观的正确与否，不仅是衡量执政党及其领导干部履职效能的内在标尺，更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发展的路径选择。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化与近年来西方社会治理困境的凸显，其政绩观的固有缺陷也日益暴露，短期行为导致的政治短视、利益集团俘获造成的政策异化以及“唯GDP论”引发的发展失衡等，均成为其难以克服的痼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并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强大内生动力。厘清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理论优势与治理效能，对构建中国自主的正确政绩观知识体系、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本质分野：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与西方主流政绩观的多维比较

政绩观作为执政理念的核心组成部分，决定了治理实践的路径选择与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与西方主流政绩观的本质分野源于不同的哲学基础、价值立场与制度逻辑。这种本质性差异，集中体现在核心立场、时间维度、内涵观念与评价标准等层面。

（一）核心立场之辨：人民主体性与资本依附性

政绩为谁而树，是政绩观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2]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与西方政绩观最根本的立场分野。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坚持人民主体性，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创造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立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群众史观的基本判断，即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政绩是实实在在满足人民需要、增进人民福祉的实践成果。政绩的合法性来源在于其是否服务于人民的利益，而非仅仅在于合乎某种抽象的程序、流程或形式。西方主流政绩观在本质上呈现出明显的资本依附性特征。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选举政治的运行高度依赖资本支持，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游说活动等深刻影响政策议程。西方政客所追求的政绩，往往首先服务于为其提供政治资源的大财团、关键行业与特定选区。即便个别政策在形式上表现出一定的民生导向，其底层逻辑仍难以摆脱“资本优先”的制约。

（二）时间维度之辨：历史耐心与短期选票

树什么样的政绩，涉及对政绩时间维度的理解与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4]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秉持历史耐心，坚持从长远的、历史的角度审视政绩价值。许多具有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人的素质提升等，往往需要较长的历史周期才能显现成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5]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强调“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倡导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而非仅追求立竿见影的“显绩”。西方主流政绩观深陷“短期主义陷阱”。选举政治的周期性决定了执政者必须在有限任期内交出“成绩单”，这种制度设计内在地驱使政客追逐那些见效快、可视性强但缺乏可持续性的政绩。“寅吃卯粮”的财政扩张、透支未来的减税承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的形象工程等，均为短期逻辑的典型表现。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政党轮替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后任政府往往为了彰显“有为”而推翻前任政策，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种“人走政息”的循环，使得许多本应长期坚持的战略性工作难以持续推进。

（三）内涵观念之辨：全面发展与增长至上

对政绩内涵的不同理解决定了政绩创造的广度与深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绩既体现在抓发展上，也体现在惠民生、保稳定上；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6]马克思主义政绩观追求全要素文明协调发展，将政绩视为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体，其终极指向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内涵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理解：经济虽是基础，但并非全部；物质财富的增长如果不能转化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增长就失去了最终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7]衡量政绩不仅要看GDP增速，更要看公平正义是否彰显、生态环境是否改善、文化自信是否增强、民生福祉是否增进。这种系统性的政绩观，为应对复杂治理挑战提供了理论指引。西方主流政绩观将经济增长奉为圭臬。在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中，GDP增长被视为衡量执政绩效的核心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这种“增长至上”的理念根植于资本对无限增殖的本能追求。在此逻辑下，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其他领域的矛盾往往被遮蔽或搁置；而当增长放缓，治理危机便随之显现。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单一的经济导向必然带来发展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生态持续恶化、社会撕裂加剧，必然伴生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8]当代西方社会普遍面临的“增长困境”，即增长的同时伴随不平等的加剧，正是这种单一政绩观的代价。

（四）评价标准之辨：实践检验与程序合规

怎样评判与考核政绩，直接影响政绩创造的行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这种体制下，政绩考核还是必需的有效的，关键是考核内容要科学。”[9]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坚持实践成效与群众认可作为最终评价尺度。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深刻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0]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1]这些标准内在地要求政绩创造者深入实际、求真务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赋予了政绩观鲜明的价值导向。西方主流政绩观则倾向于将程序合规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尺。在西方政治理论中，“程序正义”被视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只要政策经过法定程序，即使其实际效果背离民众利益，在形式上也被承认为合法政绩。这种评价逻辑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程序正确并不等同于结果正义，形式上民主的制度安排可能掩盖实质上的利益失衡。更为严重的是，程序导向往往助长“重过程、轻结果”的官僚主义与科层制习气，使政绩沦为政治作秀而非成效兑现。当代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政策合法但社会不满、程序完备但问题依旧”的治理困境，恰恰暴露了程序标准的内在缺陷。

二、理论超越：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深层优势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深层优势并非零散的理论特质，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价值立场的彻底性确立了政绩创造的根本方向，发展逻辑的科学性提供了政绩创造的持久动力，系统观念的全局性拓展了政绩创造的内涵维度，评价机制的主客观统一保证了政绩创造的实质成效。四者相互支撑、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区别于西方主流政绩观的根本理论特征。

（一）价值立场的彻底性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理论优势根植于其价值立场的彻底性，破解了西方主流政绩观受“资本俘获”和利益集团掣肘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政绩创造的唯一旨归。[12]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3]这种彻底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纯度”。政绩不是利益交换的筹码，不是党派博弈的工具，而是实实在在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践成果。从脱贫攻坚中“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到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正是这种彻底的人民立场，使得为政实践能够超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干扰，始终沿着增进民生福祉的正确方向前行。

（二）发展逻辑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理论优势蕴含于其发展逻辑的科学性，实现了对西方主流政绩观短期主义的根本超越。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根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赋予政绩创造以历史主动与战略定力。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任何真正的进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提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4]这一认识论基础孕育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耐心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它要求执政者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既要解决当下最紧迫的问题，也要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世纪工程到碳达峰碳中和等战略部署，无不彰显着超越短期利益的历史眼光，使得马克思主义政绩观能够超越个体任期、超越个人得失，实现代际公平，真正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

（三）思维方法的系统性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理论优势凸显于其思维方法的系统性，实现了对西方主流政绩观“增长至上”的单一逻辑的根本超越。唯物辩证法要求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中把握对象，这一方法论原则决定了政绩观的系统论取向。它所追求的政绩，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指标的“单兵突进”，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不是资本增殖的单向度满足，而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全方位实现。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有机统一，正是系统观念在政绩观层面的具体展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提出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多层面的，绝不是只有经济指标这一项，这是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15]新发展理念的系统性、整体性使得政绩创造能够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碎片化治理困境，以全局视野统筹应对复杂治理挑战。

（四）评价机制的总体性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理论优势体现于其评价机制的总体性，避免了陷入西方主流政绩观“程序至上”的评价误区。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要求超越客观主义的物化意识，将主观与客观统一起来。[16]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将“实践检验”与“人民评判”相结合，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7]将政绩的最终评判权交给实践、交给群众，形成了既尊重客观规律又体现人本主义价值关怀的科学评价体系。反之，当政绩评价沦为流程合规的自我证明，便容易与民生本义渐行渐远，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系统性丑陋的典型样态”。[18]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主客观统一的评价机制，具有三重显著优势：其一，防止了政绩创造的“自我循环”与“自我陶醉”，始终将政绩锚定于民生需求；其二，赋予了人民群众评价主体的地位，将“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尺度；[19]其三，形成了强大的纠偏机制，当政策效果与预期目标出现偏差时，能够依据实践反馈及时调整，避免在错误方向上积累沉没成本。

三、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实践转化

马克思主义政绩观的理论优势并非停留于抽象思辨，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与治理行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从价值理念向治理能力的创造性转化形成的正确政绩观体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

（一）战略定力效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20]马克思主义政绩观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对国家长远发展的科学谋划，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效能，形成“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治理格局，转化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在强化战略引领方面，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中长期战略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制定规划还是部署实施，都需要有正确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各级领导班子热情高、干劲足，这是好的，关键是政绩观一定要对头。”[21]正确政绩观能够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力量，确保规划实施不偏向、不走样，为长期发展筑牢根基。在统筹战略力量方面，在正确政绩观指引下，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短期利益、局部利益诉求，将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关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上来。例如，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的瞩目成就，正是源于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战略部署和持续投入。面对国内外的新环境、新挑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强调要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打基础、利长远的战略导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

（二）民生福祉效能：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发展转型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22]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转化为“民之所盼，政之所向”的治理自觉，推动发展理念从追求“有没有”向追求“好不好”的深刻转变。在发展目标上，聚焦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领域财政投入持续增长，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标稳步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实现整合，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十亿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创新服务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提升服务的适配度、便捷度、精细度。在发展方式上，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科学决策，从人民群众切身需要考量，着眼人的能力培育、福祉提升和潜能释放，催生更丰富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更先进的业态、更健全的机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根基。

（三）生态治理效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协同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3]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强调尊重客观规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体现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是生态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制度保障。过去，一些地方为了GDP增长不惜牺牲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欠账。随着绿色发展指标成为政绩考核的“硬杠杠”，领导干部必须算“生态账”“长远账”。例如，长江十年禁渔、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整治、祁连山生态破坏问责等重大行动，都表明生态保护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软指标”，而是必须坚守的“硬约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探索，是生态治理效能的创新体现。浙江丽水、福建南平等地率先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试点，探索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与考核机制。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生态旅游、开发生态农产品等途径，让保护生态的地方不吃亏、保护生态的群众有收益。这些探索实践，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助力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四）自我革命效能：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前进的治理韧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来引领”。[24]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格，在实践中转化为强大的自我革命效能。这种自我革命效能使中国政治体制具备了西方传统体制所缺乏的自我纠错能力，展现出独特的韧性治理特征。全面从严治党是自我革命效能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这一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自身问题、勇于纠正错误，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这种自我革命的决心与能力，正是马克思主义政绩观在管党治党层面的生动实践。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体现了自我革命的制度自觉。针对过去政绩考核中存在的唯GDP主义倾向，中央出台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突出科学发展导向。针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党中央持续整治文山会海、过度留痕等现象，切实为基层减负。这些制度调整，都是基于对实践中暴露问题的清醒认识，体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品格。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以其鲜明的人民立场、科学的理论品格与强大的实践伟力，在与西方主流政绩观的比较视域中展现出显著的理论优势。这一优势不仅关乎中国自主的正确政绩观知识体系本身的理论建构，更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方向与成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深刻把握并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政绩观，持续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广大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无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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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智能时代背景下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研究”（编号25BJ03088）的阶段性成果。

（王先鹏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