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绿色生产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导向，旨在通过生产力质态的跃升，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它是以绿色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力、推动生产要素全面绿色化与产业结构绿色转型、服务于绿色发展与生态福祉、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化为发展追求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实践中，绿色生产力能够调和保护与发展、效率与友好、索取与回馈、当代与后代之间的张力，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一步发展绿色生产力，需要在制度供给、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市场机制与多元主体建构中持续强化生态导向。作为一种兼具物质基础与文明意涵的生产力形态，绿色生产力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未来指向性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绿色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指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2]这些重大论断不仅强调了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属性，而且指明了生产力发展的新方向。绿色生产力并非对既有生产力的简单“染绿”，也不是在传统增长模式之外附加生态约束，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及“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等思想的当代阐发与实践，能够通过生产要素的全面绿色化、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以及绿色科技创新驱动等，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进而有效纾解人与自然间的矛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系统阐明绿色生产力的理论内涵、逻辑架构与实践路径，对于纠正绿色发展认知偏差、激活发展动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以及为全球生态文明贡献智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绿色生产力的理论内涵

“绿色生产力”并不等同于“绿色的生产力”，“绿色”不仅仅是一种外在限定和修饰，更内化为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属性、内在约束与价值目标，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系统性变化。

（一）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内在驱动

绿色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形态一个最直接的区别在于绿色科技创新在其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更为核心与主导的角色。这也呼应了新质生产力“以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3]的鲜明特征。在绿色生产力的框架下，绿色科技创新不是辅助性或补偿性的因素，而是驱动整个系统变革的引擎。绿色生产力的“核心在于通过科技革命性成果的应用，以绿色科技引领和创新支撑生产的全产业链与消费的全过程链，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智能化和高效化”，[4]“科技创新激发传统生产力的生态要素、引领构建新质生态关系，形成绿色生产力”。[5]这揭示出绿色科技创新的两大关键面向：一是前沿技术的突破性研发；二是创新成果的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在技术研发层面，绿色科技创新聚焦于攻克一系列基础性与关键性难题，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从自然界的索取和向自然界的排放。绿色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方面则需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并辅以鼓励创新的风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支持。

（二）以生产要素与产业结构绿色化为鲜明特点

一方面，从生产要素维度看，绿色生产力意味着生产要素内涵的拓展与质量的革新。传统生产力理论主要关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而绿色生产力则将生态或自然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不可或缺的且日益资本化的生产要素纳入分析框架。洁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稳定的气候、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等生态产品与服务，构成了生产的生态要素。同时，传统生产要素也被赋予绿色属性，劳动力向具备绿色技能、生态文明理念的绿色人才转变；资本流动更倾向于绿色项目与可持续投资，形成绿色金融；土地与资源的开发利用则必须遵循生态红线与承载力的约束，强调集约节约与循环利用。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维度看，绿色生产力意味着将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内化为产业发展的目标导向，推动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不断进行绿色化改造与升级，通过应用绿色技术、清洁工艺和循环经济模式，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从源头和全过程减少污染排放。如今，新兴绿色产业勃兴壮大，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引擎，催生并做大做强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清洁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绿色低碳产业。同时，绿色生产力推动构建绿色价值链，在产业层面构建企业间、行业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梯级利用体系，在国民经济层面推动产业结构向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循环性的方向持续优化，致力于形成一个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产业体系与全球绿色价值链。

（三）以推动绿色发展与增进生态福祉为目标追求

在理解绿色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时，需要避免两种可能的偏误。既不能将“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论断简单理解为绿色生产力仅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附加特征或点缀，也不能将绿色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完全等同、视为无差别的同一概念。绿色生产力体现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符合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蕴含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6]实际上，承认二者的一致性恰恰是为了更清晰地辨明绿色生产力独特的价值维度与实践指向。新质生产力更侧重于从一般意义上刻画生产力在技术革命突破、要素创新配置下的质变，绿色生产力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质变的价值归宿与效果衡量标尺，即必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与民生生态福祉的实质性增进。发展绿色生产力既要推动经济增长尽可能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脱钩，又要使转型过程同步转化为洁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优美的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健康保障与生活品质提升，使生态效益切实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可共享的福祉。也只有当经济增长更多地摆脱对资源环境的依赖，而优美的生态环境本身又能不断赋能经济增长、造福人民生活时，绿色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其核心意蕴，成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的坚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7]可以说，绿色生产力超越了单一的经济效率追求，致力于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协调统一，彰显其作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造性方案的本质属性。

（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引领

绿色生产力的全部理论与实践，最终统摄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根本价值遵循与文明追求。面对资本主义所激化的人与自然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了指向未来的解放方案，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8]如今，发展绿色生产力正是迈向“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的重要一步。有学者对绿色生产力进行了整体界定，认为绿色生产力“指的是发挥绿色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推动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和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尤其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9]这种观点主要从现实出发对绿色生产力进行考察，强调了其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作用，但较少涉及其作为生产力概念的理念性和原理性的一面。绿色生产力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追求贯穿始终。如果说科技创新驱动、系统绿色转型与福祉增进目标分别从动力、路径与效果上勾勒了绿色生产力的实践轮廓，那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引领则为其注入了深刻的哲学内核与文明向度。这意味着绿色生产力超越了以征服自然、单向索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发展观，转向一种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新型发展哲学。

二、绿色生产力的价值意蕴

人类发展至今，生产力的每一次跃升都深刻重塑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人类曾一度将自然视为无限索取的对象，加剧了彼此的冲突与矛盾。绿色生产力通过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系统性重塑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将矛盾的双方转化为协同共进的共同体，推动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在发展理念上实现保护与发展的统一

绿色生产力通过发展理念的转向，超越了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简单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在工业文明长期主导的发展逻辑中，经济增长往往被视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首要甚至唯一尺度，自然则被工具化为可无限索取的资源库与排放场所，不仅导致了资源过度开采和环境系统性退化，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结构性对立。绿色生产力正是在对这一发展观进行反思与超越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0]等重要理念为支点，强调生态环境并非经济发展的外在对立面，而是内在构成要素和基础条件。绿色生产力所体现的发展理念，是一种以生态优先为前提、以协同共赢为目标的发展观，强调发展必须在生态系统可承载的边界内进行，并以不断提升生态质量和环境容量为重要目标。一方面，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清洁水源、稳定气候、健康土壤和生物多样性，本身就是经济活动得以持续开展的前提条件，其价值并不因未被市场定价而不存在。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若能够顺应生态规律、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展开，反而能够形成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基础。自然不再只是被动承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对象，而是与人类社会共同演化、相互成就的生命共同体。

（二）在技术路径上实现效率与友好的统一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追求的更多是效率的提升，但这可能以惊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隐性代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绿色科技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11]绿色生产力正是以绿色科技创新为驱动，追求的不是单一的经济效率，而是资源生产率、能源效率与环境生产率的协同提升，力求在技术路径上实现效率与环境友好的统一。“发展绿色生产力，就是要通过融合先进科技能力与环境保护意识，追求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12]这明确了绿色生产力能够通过绿色科技创新促进绿色发展，将生态友好性从外部约束条件内化为技术研发与应用的价值尺度与评价标准。在绿色生产力中，技术进步的价值不仅由它提升产出或降低成本的能力来衡量，也要看它是否能够减少对自然资本的索取、是否能够降低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是否能够促进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绿色生产力将效率与友好的统一从一种外在的道德诉求或政策要求，转化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属性与必然结果。这也证明绿色生产力是对发展品质的提升，为从根本上调和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供了最具体、最活跃也最具决定性的物质力量与实践载体。

（三）在要素配置上实现取予平衡的统一

绿色生产力通过引导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绿色发展，实现生产要素的内涵变化与配置逻辑的转变，使发展建立在取自自然、回馈自然、滋养自然的良性互动基础之上，致力于对自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予之有时、回馈有道。绿色生产力拓展并深化了生产要素的内涵，将生态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显性化为核心生产要素。绿色生产力将生态产品与服务内在化、资本化，明确其为支撑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性、稀缺性生产要素。配置决策不仅要核算经济成本与收益，还必须进行生态成本与效益的评估，将生态效率纳入要素配置效率的核心指标。绿色生产力还倡导并实践基于循环与再生的要素利用模式，致力于构建循环经济体系。一方面，绿色生产力追求减量化优先，即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在生产和消费的源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原生自然资源和能源的索取。另一方面，它强调资源化与循环利用，即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协同，将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重新定义为放错地方的资源，使其在经济系统内多次循环利用。

（四）在价值目标上实现当代与后代的统一

绿色生产力追求的是在生态阈值内的、可持续的福祉最大化。它要求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评估其长期的生态影响，并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对不可再生资源实行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战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利用效率、发展替代资源，并尽可能将其消耗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为后代留下必要的战略储备。二是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强度严格限制在其再生速率与生态系统恢复能力之内，确保自然资本的存量不减少、功能不退化。绿色生产力通过建立健全的代际责任制度与长效治理机制，将后代权益纳入当下的决策框架。绿色生产力还通过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减轻对实体资源的依赖，从而缓解代际资源竞争的压力。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服务型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满足人们需求的方式从占有更多物质产品，转向获取更丰富的服务与体验。这种从物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和服务密集型的转变，减少了对实体自然资源的开采压力，将发展的重心更多地置于人类智力创造与无限的非物质资源之上，为后代留下了更多的实体自然资源存量，开辟了一条不依赖于资源耗竭的、更具包容性的繁荣发展道路。

三、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发展绿色生产力是一项涉及生产关系、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市场机制以及多元主体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绿色化重塑，要求打破传统路径依赖，统筹谋划并协同推进。

（一）以制度供给为牵引，筑牢绿色生产力发展的保障体系

绿色生产力具有显著的公共性、长期性与外部性特征，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节难以实现其整体跃升，必须通过前瞻性、系统性的制度供给加以引导和保障。一方面，要将绿色发展要求系统嵌入宏观治理体系之中，使绿色生产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目标。在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政金融、土地利用等关键制度安排中，要把生态约束和绿色导向前置化、刚性化。例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强化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在产业准入和项目审批中落实能耗、碳排放、污染物排放等硬约束，从制度源头防止高耗能、高排放路径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生产力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激励。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使保护生态、发展绿色产业成为理性主体的优选项而非高成本选项。同时，完善环境法治体系，提高违法成本，形成“谁破坏、谁付费，谁保护、谁受益”的制度环境，使绿色生产力在公平、透明、可执行的规则框架内持续发展。

（二）以绿色科技创新为核心，打造绿色生产力跃升的关键引擎

绿色生产力的根本动力仍然来自科技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价值中性的纯粹技术发展，而是以生态约束和可持续目标为鲜明导向。绿色转型能否成功，关键不在于是否有技术，而在于是否能够形成以绿色目标为牵引的创新体系。一要加强绿色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能源转型、资源高效利用、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技术的支持力度，破解制约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为绿色转型提供自主可控的技术支撑。二要推动绿色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与扩散。通过示范工程、标准引导和政策激励，降低绿色技术的应用成本与不确定性。三要促进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深度融合。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赋能资源配置和环境治理，提高能源系统、产业系统和城市系统的运行效率，为绿色生产力注入新的增量空间。通过构建以绿色目标为导向的创新生态，使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绿色生产力跃升的持续动力，而不是制造新的资源与环境压力。

（三）以产业体系重构为抓手，拓展绿色生产力的现实承载空间

发展绿色生产力需要将推动产业体系的重构与升级作为重要抓手，统筹处理好存量与增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接续与有效转换。一方面，要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改造。通过技术升级、工艺革新和管理优化，推动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向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和高端化方向转型，避免简单化的“去工业化”或“一刀切”退出。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不仅是减排任务，更是释放巨大绿色生产力潜能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绿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围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态修复、绿色服务业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集群，使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同时，通过完善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增强绿色生产力的系统韧性和整体效能。发展绿色生产力应注意推动传统产业实施质量变革、新兴产业优化布局、发展绿色金融产品三个方面，突出产业结构的系统性。[13]在这一过程中，产业政策应从单纯追求规模扩张转向引导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使产业发展与生态承载力相协调，与绿色生产力的发展逻辑相一致。

（四）以市场机制创新为纽带，激发绿色生产力的内生动力

绿色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市场机制支撑。当绿色行为能够获得合理回报，绿色产品和服务具备切实的市场价值时，绿色生产力才能形成自我强化的内生动力。因此，构建成熟高效的绿色要素市场体系是发展绿色生产力的重中之重。一要健全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交易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向高效率、低排放主体配置。二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完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和ESG投资体系，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拓宽绿色生产力发展的资金来源。三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创新，通过政府采购、特许经营、生态补偿等方式，使优质生态能够转化为稳定收益。市场机制的创新能够促使绿色生产力通过算得清账、走得通路、分得好利的方式嵌入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之中，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以多元主体协同为支撑，夯实绿色生产力的社会基础

绿色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凝聚共识、协同推进的系统性社会工程，要构建起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各司其职、良性互动、形成合力的协同治理格局。政府应发挥战略引导和制度供给作用，企业应成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的主体力量，金融机构应提供长期、稳定的绿色资本支持，科研机构和高校应加强绿色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而公众则通过绿色消费、绿色生活方式参与其中。通过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协同机制，使绿色生产力的发展获得坚实而持久的社会支撑。这一协同过程本身也是人与自然关系重塑的社会实践。当绿色成为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绿色生产力就不再只是经济系统中的一种先进形态，而是转化为一种稳定的文明实践，获得最为深厚和持久的生命力。

总而言之，绿色生产力的提出与实践意味着人类开始以更加自觉和理性的方式反思工业文明的增长逻辑，迈向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特征、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态福祉普遍增进为价值旨归的绿色繁荣新形态。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生产力形态，绿色生产力不仅实现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批判性超越，更在实践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可持续、可复制、可深化的现实路径。它昭示着一种新的文明走向，即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创新与变革，推动人与自然相互成就、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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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