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十五五”时期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网络文化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维度，其战略意义日益凸显。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群体，其在价值认同、历史记忆、文化空间与公共情感等核心场域所呈现的碎片化、虚化、挤压与失序风险，共同构成了当前网络文化安全面临的风险样态。技术架构下的算法茧房、资本驱动下的流量至上、代际变迁中的个体化思潮以及教育引导的模式滞后等是造成上述风险的主要因素。必须构建涵盖价值引领、记忆重塑、空间涵养、情感规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有效化解相应风险，进一步增强文化韧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筑牢国家文化安全屏障。

关键词  Z世代；网络文化安全；价值观；文化生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置于突出位置，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包括意识形态风险在内的各类重大风险挑战，深化网络空间安全综合治理。在此战略布局中，网络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愈发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对于1995年至2009年间出生的Z世代（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界定）而言，互联网并非单纯的技术工具，而是其与生俱来的生存底色。作为真正的“数字原住民”，其成长历程与网络发展深度融合，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深受数字文化浸润。这一群体的文化认同、价值取向与情感结构的塑造，不仅关乎个体成长，更深刻影响着国家文化安全的根基。因此，深入探究其所处的网络文化环境，识别潜在风险并构建有效治理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Z世代网络文化安全风险的样态表征

精准识别风险构成是实施有效治理的前提。在数字化背景下，Z世代面临的风险呈现系统性特征，主要涵括价值认同、历史记忆、文化空间与公共情感四大核心场域。

（一）价值碎片：主流叙事的解构与圈层壁垒

在高度媒介化的网络社会中，Z世代的价值认同建构正经历着从“整体性”向“碎片化”的显著转向。传统由家庭、学校和主流媒体构筑的价值传导路径，其效能正在开放的数字空间中被逐渐稀释。一方面，宏大、连贯的主流叙事面临被解构的挑战。在信息过载与注意力经济的作用下，完整、严肃的价值论述常被切割为孤立的符号或对立的议题，在裂变式传播中被“梗化”与戏谑化，消解了其内在逻辑与庄严感，削弱了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代际性的圈层壁垒加速了文化价值共识的弥散。算法推荐技术诱发高度同质化的“信息茧房”，促使Z世代聚拢于各类趣缘圈层，形成独特的符号系统、话语风格与价值标准。当成员长期沉浸于圈层内部的“意义之网”，对圈外尤其是需要系统性理解的主流价值叙事，容易产生认知上的疏离与接受惰性，造成主流价值在跨越圈层传播时，其感召力在“解码”过程中耗散，从观念根基上动摇了网络文化安全。

（二）记忆虚化：历史认同的消解与戏谑表达

历史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得以延续的根基。然而，在Z世代聚集的网络空间，这一根基正经受“虚化”与“戏谑化”的侵蚀。一方面，历史叙事的严肃性遭遇消解危机。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短视频、网络文学、社交梗图等青年群体易于接受的传播形式，以“考证细节”“重新解读”为名，对历史事件、英雄人物进行碎片化、片面化呈现。这种“软性”虚无主义通过剥离具体语境、放大局部疑点的方式，解构历史的整体性与庄严感，使Z世代在娱乐化的消费中，与真实、完整的历史渐行渐远。[2]另一方面，历史表达范式呈现显著的“戏谑化”转向。为追求传播效果，历史内容常被嵌入“玩梗”、恶搞等亚文化表达，模糊了历史与虚构的边界，稀释了历史本身蕴含的厚重与反思。当历史沦为获取即时快感的消费符号，其承载的民族集体记忆与价值启示功能也随之衰减，割裂了Z世代与民族文化血脉的精神联结。

（三）空间挤压：全球流潮与部落内卷的张力

Z世代的文化认同空间，正承受着来自外部全球化潮流与内部趣缘部落化的双重“挤压”。在外部层面，全球文化资本的强势流动持续冲击网络文化主权。好莱坞电影、韩流偶像、日漫二次元等全球流行文化产品，凭借其成熟产业模式与强大叙事能力，持续吸引Z世代的注意力与情感投入，深层塑造其审美趣味，稀释其对本土文化的专注，直接影响国家在网络空间维护文化独立性与自主定义文化身份的能力。在内部层面，趣缘社群的“结构孤岛化”从实践层面瓦解文化实践的公共性。众多亚文化社群不仅是信息接收的“茧房”，更是自成体系的“文化堡垒”，拥有专属的创作规则和消费闭环，构建起对外封闭的“内循环”体系。这使得主流文化引导政策难以有效触达目标群体，统一的文化市场难以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无法构建，最终动摇文化领导权的实践基础，使网络文化安全失去有效的载体和抓手，系统性地削弱了应对文化冲击的协同防御能力。

（四）情感失序：公共理性的式微与饭圈逻辑

网络公共领域的情感结构正在发生异化，对以理性对话为基础的公共文化秩序形成冲击。一方面，公共讨论中的情感“情绪化”倾向日益显著。在匿名性与算法推荐作用下，极端情绪、对立言论常能获得更高能见度，理性的观点交锋被简化为情感站队与舆论审判，严肃的公共议题在情绪浪潮中被扭曲与扁平化。这种情感对理性的僭越，破坏了健康公共对话的土壤。另一方面，“饭圈”的非理性行为逻辑正逐渐向更广泛的公共议题渗透。其组织化动员、二元对立的斗争哲学以及对异见者的群体性围攻，在持续侵蚀着公共讨论的基本规则与伦理底线。当所谓的“饭圈逻辑”成为部分Z世代参与公共事务的潜在行为范式，情感动员取代事实论证，群体忠诚压倒独立判断，导致网络空间难以就核心文化价值形成有效共识，从内部损耗网络文化的健康肌体。

二、Z世代网络文化安全风险的生成逻辑

上述风险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技术、资本、社会与教育四重逻辑协同作用下的系统性产物。

（一）算法茧房：技术架构下的认知隔离

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流量优化”逻辑构筑的信息茧房，正系统性地瓦解网络文化安全赖以存在的生态基础。该技术通过持续推送同质化内容强化用户偏好，将异质信息边缘化，破坏了文化认同形成的认知前提——共享的意义空间。当Z世代长期困于个性化的“文化食谱”，对民族历史、集体记忆的共同感知便难以建立，社会凝聚的文化纽带在认知源头面临断裂风险。算法逻辑隐蔽于日常交互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个体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导致Z世代逐渐丧失对信息多样性的主动寻求意愿，进一步固化其文化视野的局限性与封闭性。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算法效率原则正在扼杀文化生态必需的多样性。它助推少数流行文化模式形成垄断，挤压本土传统文化、严肃艺术的生存空间，导致文化景观呈现“板结化”趋势。这种“板结化”不仅体现在内容类型的单一化，更表现为文化表达的浅表化与价值内涵的空洞化。一个失去内部多样性的文化系统，其应对冲击的“生态韧性”将大幅削弱，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环境。最终，算法通过支配认知范围，实质上剥夺了文化主体的自主选择权，使Z世代在看似自由选择的表象下，陷入被动接受的信息投喂机制。当一代人的文化品味由算法逻辑主导时，文化发展的主导权便面临被技术架空的危险。因此，算法茧房远非单纯的技术偏好问题，而是一种通过瓦解文化生态根基、剥夺多样性与侵害自主性，催生文化偏见与群体冲突，对网络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系统性风险。[3]

（二）流量至上：资本驱动下的文化扭曲

在资本增殖逻辑驱动下，网络文化生产与传播被深度卷入“流量至上”的运营法则。[4]资本为追求即时回报与短期收益，将大量资源集中投向能够快速引爆情绪、制造话题对立、易于传播和变现的浅层文化内容。这类内容往往倚赖夸张的标题、极端的立场或碎片化的娱乐表达，以迎合Z世代在高速信息流中追求即时刺激的心理特征。而那些需要沉潜涵泳的主流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产品则在市场中被日益边缘化。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筛选机制，不仅造成文化消费的“快餐化”倾向，更推动整个网络文化内容生态不断趋向浅薄化、娱乐化与极端化，逐渐侵蚀Z世代对复杂议题的深度思考能力和对优秀文化的持续关注意愿。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资本对流量数据的盲目追逐，逐渐消解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深度。当文化创作以点击率、转发量、停留时长等数据指标为导向，其本该承载的思想性、艺术性与人文关怀便被迫让位于纯粹的感官刺激和情绪动员。这种以数据为中心的生产逻辑，导致大量文化产品呈现“模式化”“套路化”特征，不仅缺乏创新性与批判性，更在反复强化中形成“浅层共鸣—迅速遗忘”的消费循环，导致文化价值面临“空心化”危机。最终，资本主导下的文化生产机制，通过扭曲内容发展方向、掏空文化价值内涵，损害了网络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健康度，也削弱了其内在凝聚力与持续生命力。对Z世代来说，这种以流量为终极目标的传播环境，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隐性的文化规训：在看似自由选择、多元并存的表面下，其文化接触范围与精神成长路径被无形中窄化。因此，流量至上不仅是经济逻辑问题，更是关涉Z世代精神成长与文化安全的结构性挑战。

（三）代际变迁：个体化思潮中的认同焦虑

Z世代成长于中国社会个体意识高涨的时期，其文化认同建构呈现出从“集体归属”向“个体表达”的显著转向。这一代际特征是与市场经济深化、教育理念更新、家庭结构小型化及数字媒介普及等多重社会变迁深度耦合的结构性结果。上述转向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认同的“分散化”趋势。相比在较为稳定的组织框架中确立身份归属的前几代人，Z世代更倾向于在小型趣缘社群中寻求身份认同，或通过亚文化表达来实现自我确证。二次元、国风、电竞、嘻哈等社群以其低门槛进入、高情感黏性与即时正反馈机制，迅速成为年轻人自我定义与归属感的重要依托。这种文化实践的“部落化”倾向，虽满足个体的归属需求，却在客观上削弱了社会层面的文化整合。

上述认同模式的转变，直接影响主流文化共识的形成。当Z世代的文化参与越来越多地建立在个人兴趣选择、圈层话语偏好及瞬时情感共鸣之上，而非对连续性历史脉络、共享价值体系或社会宏大愿景的认同时，主流文化在代际传递过程中便面临着被解构为无数个性化解读版本的风险。文化共识的消解不仅体现为价值观念的多元分化，也表现为共同文化记忆的碎片化、集体文化经验的稀薄化以及代际之间对话基础的日益弱化。当“我们曾共同经历什么”逐渐让位于“我选择认同什么”时，文化共同体的根基便开始从共享的“记忆之场”滑向流动的“趣味之网”。这种文化整合困境，使得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和强大凝聚力的网络文化共同体面临严峻挑战，从根本上动摇了网络文化安全的社会心理基础。

（四）引导滞后：传统教育与数字接受的鸿沟

当前的文化教育引导模式与Z世代在数字生活中养成的接受习惯之间存在系统性脱节。作为“数字原住民”，Z世代的信息获取方式已深刻嵌入短视频、社交媒体、互动社区等去中心化传播网络，其认知偏好呈现出高频率、短时长、强视觉、重参与等鲜明特征。而现行文化引导仍大量延续单向灌输、宏大叙事、书面化表达的传统范式，在议程设置、话语风格与互动机制层面，与青年日常浸润的数字语境形成显著“频率错位”。这种引导模式的“代际落差”，不仅体现为触达效率的持续走低，更表现为情感共鸣的普遍缺失——主流文化在争夺Z世代注意力与认同感的多元竞争中，往往尚未入场便被算法分流、被圈层过滤，长期处于被动守势。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现有的文化引导体系尚未充分适应网络文化的内在传播逻辑与青年的深层接受心理。主流文化内容在话语转换层面，仍多沿用体制化、书面化的表达惯习，未能有效转化为青年熟悉并乐于接纳的圈层语言与情感叙事；在形式创新层面，对国漫、游戏、互动剧、虚拟偶像等青春化载体的开发与运用仍显零散，缺乏系统性布局与持续投入；在渠道建设层面，优质内容往往滞留于传统平台，难以穿透趣缘社群的信息壁垒，实现跨圈层、跨代际的有效流动。这种结构性的引导效能滞后，制约了主流文化影响力在数字场域中的有效发挥，在客观上为各类浅薄化、极端化的文化形态让渡了发展空间。当主流文化引导无法有效触达目标群体并引发深层情感共鸣时，网络文化安全防线的构建便失去了重要的价值锚点与认同支撑。

三、Z世代网络文化安全风险的韧性治理

针对上述风险样态，传统的刚性管控难以有效应对。在探索韧性治理的过程中，可适度借鉴日本以文化软实力提振民族自信与国家形象、[5]韩国从国家政策高度保障文化安全等经验，[6]着力构建具备适应性、恢复力与进化力的韧性治理范式。

（一）价值引领：叙事创新与圈层融入

就Z世代而言，网络文化安全的关键命题，在于主流价值能否穿透算法茧房与圈层壁垒，重新获得凝聚青年文化认同的现实能力。主流叙事面临“技术—资本”过滤机制与代际接受圈层化转向的双重阻滞。单纯依赖内容供给扩张或渠道增量，已难以突破认同形成的深层阻隔。价值引领的重心，需要从“如何送达”转向“如何接纳”，从外部宣教灌输转向内生意义连接。

破解叙事隔阂的首要路径，在于推动主流叙事的青春化转译与情感化再造。这是基于Z世代认知图式与审美偏好的系统性叙事重构。应深度开发国漫、游戏、短视频、互动剧等青年高浸润度的媒介形态，将家国情怀、奋斗精神等价值内核，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角色故事与情境体验，以“转译”替代“搬运”，以“共鸣”替代“宣讲”，在算法茧房的认知缝隙中重建主流价值与个体经验的意义通道。

破解圈层阻隔的关键，在于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的圈层融入。亚文化社群已形成自洽的话语符号与评价标准，主流叙事若始终以外部“他者”姿态单向发声，势必在圈层边界持续损耗效能。有效的治理介入，应构建主流文化与多元圈层的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培育扎根圈层内部的关键意见领袖，支持其创作融合主流价值与圈层话语的内容产品，以“内部语言”实现价值引导；另一方面，搭建跨圈层共创平台，围绕传统节日、非遗传承等共通议题，鼓励不同社群协作生产，在互动中生成可通约的意义空间。唯有使主流价值实现从“在场”到“入场”的身份转换，以圈层内生的逻辑参与意义建构，方能逐步穿透观念壁垒，在代际文化接续中筑牢网络文化安全的价值根基。

（二）记忆重塑：严肃表达与体验赋能

历史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时间根基，其断裂将直接动摇Z世代与精神血脉的意义联结。记忆虚化的深层症结在于：历史叙事在娱乐化转译中被持续碎片化，而青年一代在数字语境中养成的认知习惯，与传统历史教育模式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当历史知识止于结论背诵而缺乏情感共振，历史认同便难以从“知道”升华为“认同”，文化传承的时间防线面临被虚化的深层危机。

破解记忆虚化的核心路径，在于构建以严肃表达为根基、以体验赋能为牵引的多层次传承体系。严肃表达是历史认同的“定盘星”，其要义并非排斥形式创新，而是坚守历史真实性与叙事严谨性的有机统一。应着力扶持考据严谨、制作精良的历史题材作品，在纪录片、影视剧等传统领域深耕优质内容。同时，推动历史叙事向国漫、游戏、广播剧等新兴介质拓展，以高质量表达争夺文化话语权。历史创作必须守住“大事不虚”的底线，形式创新应以尊重史实为前提，为严肃历史保留不可让渡的精神空间。

与此同时，单纯依靠严肃表达仍不足以填平代际认知鸿沟，需要同步推进以体验赋能为导向的接受模式革新。应打破传统与新媒介的壁垒，实现图文、视听、交互等介质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VR/AR、数字孪生等技术，复原历史场景、活化文物遗产，将抽象的历史知识转化为可进入、可共情的具身体验。这种“理性认知”与“情感共鸣”双轨并进的策略，旨在以体验修复断裂、以共情替代说教，使历史记忆内化为Z世代可感知、可传承的精神资源。唯有让历史从课本中走进体验，方能有效修复代际传承的意义链条，在时间维度上筑牢国家文化安全的深层根基。

（三）空间涵养：本土培育与社群引导

文化空间的健康秩序，有赖于开放性与主体性的动态平衡。Z世代的文化认同空间承受着外部文化资本强势涌入与内部趣缘社群结构孤岛化的双重挤压。这一结构性张力，使主流文化引导难以有效触达目标群体，导致统一的文化市场与共同的文化记忆失去生长土壤，网络文化安全的实践根基面临被架空的深层风险。

破解空间挤压的核心路径，在于以本土培育提升文化主体性，以社群引导打破结构孤岛。本土培育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基石，其关键是以优质内容重塑本土文化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应着力打造一批根植中华文化沃土、兼具国际表达与青春审美的数字文化品牌，在游戏、动漫、影视等领域形成头部矩阵，以高质量供给争夺Z世代的文化注意力。同时，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译与年轻化再造，使非遗、典籍、文物等文化瑰宝从博物馆与课本中“活起来”，成为可消费、可分享、可共创的日常文化资源。

与此同时，破解内部孤岛的关键，在于从“圈地自萌”转向“节点链接”的社群引导。亚文化社群的封闭性并非天然治理盲区，而是缺乏有效介入通道。应实施分类引导，对成长型社群，建立常态化对话渠道，提供创作扶持与资源对接，引导其从“消费者”向“共创者”转型；对价值偏移社群，则以约谈、过滤、功能限制等方式柔性干预。更深层的转变在于搭建跨圈层共创平台，围绕国风、非遗等共通议题，鼓励趣缘社群协作生产，将封闭的“文化飞地”转化为开放的“文化节点”。唯有使多元圈层从隔绝走向互联，在互动中生成共享的文化经验与价值认同，方能系统修复网络文化空间的生态韧性，筑牢文化安全的结构根基。

（四）情感规约：平台治理与素养提升

公共情感的理性秩序，是网络文化安全不可或缺的心理维度。Z世代网络空间正面临情绪极化与饭圈逻辑泛化的双重情感失序。当情感动员取代事实论证、群体忠诚压倒独立判断，网络文化共识便失去了理性对话的基本土壤。

重建情感秩序的核心路径，在于外部平台规约与内在素养提升的双轮驱动。平台治理是情感失序的第一道防线，其要义并非对情绪的简单压制，而是以算法优化与规则干预重塑情感表达的合理边界。应强化平台的内容推荐伦理责任，降低对立类内容的流量权重，增加理性讨论、建设性表达的有效能见度。平台规则的透明化与执行的可问责，是重建用户对公共讨论空间信任感的基本前提。建立健全网络社群非理性行为的动态识别与分级干预机制，对群体性围攻、人肉搜索、恶意举报等失范行为形成有效威慑。

与此同时，仅靠外部规约难以充分内化情感自律，需要同步推进以数字素养为核心的国民教育。应将媒介批判能力、情绪管理能力、理性对话能力纳入青年素养培育体系，帮助Z世代识别情绪操纵的话术策略、理解算法推荐的价值偏见、建立对抗信息霸凌的心理韧性。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应协同开发情境化、体验式的教育资源，通过案例研讨、模拟议事、事实核查工作坊等参与式方法，将理性精神从抽象规范转化为可习得、可践行的日常能力。唯有构建“平台责任—个体素养”的双重防线，以规约抑制极端、以教育涵养理性，方能逐步修复网络公共领域的情感生态，为网络文化安全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心理环境。

展望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和代际更替的持续演进，网络文化生态将呈现更加复杂多元的形态。因此，需要保持治理体系的前瞻性和适应性，在尊重青年成长规律和网络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不断优化治理机制、创新引导方式、强化社会协同，为Z世代营造清朗的网络成长空间，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20-121.

[2]周宣辰,黄明理.情感叙事赋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J].江海学刊,2025(04):154-162+256.

[3]吴沚函.网络文化安全视域下技术封建主义审思[J].江南论坛,2025(07):50-54.

[4]唐志凤,李后强.困境与纾解:算法推荐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影响探赜[J].社会科学研究,2025(06):75-83.

[5]张建立.战后日本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及特点[J].日本学刊,2025(05):74-101+158-159.

[6]张国.世界文化强国发展经验借鉴的研究综述[J].云南社会科学,2015(05):170-177.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