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内生动力与主体性来源。因此，有必要运用好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扎根中华大地，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入阐明建构的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高度的契合性”，才能以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接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培根固本并推动其理论创新。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文化主体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强国中的“主体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文化主体性”这一理论命题。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到任何文化“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再到“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3]都旗帜鲜明地主张“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4]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应当紧扣“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持续发力，[5]尤其是居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内在地要求“两个结合”，尤其是准确理解和运用“‘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6]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7]要牢牢把握“魂脉”并唤醒“根脉”在新时代的生命活力，积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为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根本遵循和精神支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高度的契合性”是建构前提

建构具备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8]学术理论必须根植于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自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接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使马克思主义真正被中华文化这个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运作主体所摄受。进而言之，接榫的前提是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10]因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不仅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也能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中华文明瑰宝，进一步深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

（一）辩证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

在现代化探索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法独立破解现代化的转型难题，更无法找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出路；而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也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产生了落地生根的迫切需要，从而在守正创新中激活中华文明基因，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是超越资本逻辑、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正确理解和持续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关键之所在。

“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获得了更为充分的理论空间与发展主动性”。[11]要建构具备民族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摆脱长期以来对于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和“话语依附”，立足“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12]只有突破自我封闭的文化循环，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辩证融合的学术自觉，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并建构其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只有摆脱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束缚，借助马克思主义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凝练出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体系，在国际上提出中国的“自我主张”。

（二）深度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的内在机理

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高度契合性，不能仅仅依循外在的抽象、理论的直观或者纯粹经验主义来把握，而是要深入阐明二者契合的内在机理。这种“高度的契合性”始终贯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终极追求之中，在理论特质、思维方式以及价值理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就理论特质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尽管二者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以及形成条件存在差异，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开放包容、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譬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4]的古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5]的警醒，以及梁启超所认为的“以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以明日之我胜今日之我”，均是以积极进取的实践实现对未来的筹划。这在理论特质上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开放性、辩证性，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

就思维方式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人类历史的主要文明中，中西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有根本不同。西方哲学从其哲学基础而言，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柏拉图主义，其“二元论”是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截然对立；中国哲学则坚决拒斥这种对立，传承的是“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唯有马克思以“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实现了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彻底批判，建构了有别于西方思辨哲学传统的实践哲学。应当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具备内在的同构性。

就价值理想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也具有深层的相似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合大和”[17]的价值追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万国咸宁”的大同世界，是历代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立足“现实的人”，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二者在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上存在深层的相似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想与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产品的按需分配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消除阶级差别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全人类的解放”契合。中国人对大同世界的追求与共产主义理想不谋而合，就如冯友兰所言，东圣西圣，心同理同。[19]

（三）系统论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契合性对“第二个结合”的奠基作用

学术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应置于跨文化对话视域中展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既要通过黑格尔意义上的“前提批判”厘清理论的边界，又要避免教条主义的思维禁锢，应当检视、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迫使人们无暇仔细分辨就开始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思想，囫囵吞枣地接受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显然，贸然引入这些思潮是缺乏批判性反思与本土适应性考量的，事实也证明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反而致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屡遭挫折。无疑，不加鉴别地选择不适合中国的理论会导致失败，而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会导致“水土不服”。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教条主义式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几近覆灭的重大危机。

审视当下，中华大地上日新月异的伟大成就使曾经被轻视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因此，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方能消解西方私有制和资本逻辑；也要牢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的本真精神，才能真正在中华大地扎根。可以说，二者“高度的契合性”奠定了“第二个结合”出场的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0]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创造基因，深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更新与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文化土壤，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焕发与时俱进的理论生命力。概而言之，“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标识。既要依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前进方向，又要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唯有如此，才能既避免马克思主义的“无根化”，也防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古化”。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培根固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2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思想根基，充分彰显了“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22]因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培根固本，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充分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的必由之路。值得注意的是，彰显和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要以马克思主义“整体地辩证地把握‘传统—现代’的间距”，[23]既要克服“以古释今”的文化复古主义，又要抵制“厚今非古”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此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结合，必须着重把握根本原则、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从而实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与内核，进而带动学科发展。

（一）根本原则：以整体性视野来把握深度结合

在根本原则层面，必须警惕并克服“外部反思”问题，要以整体性视野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结合。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需要规避两类认识误区：其一，表面比附的倾向，即机械援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观念范畴来比附马克思主义，将传统思想中的一些观点不加澄清前提便塞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之中，对二者在历史语境与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重视不足。其二，浅层嫁接的现象，即缺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契合特质的深度把握，导致选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理论体系的契合度不足，难以真正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科根基的文化滋养作用。应当说，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停留在“意识内在性”之中，没有深入到中国具体的历史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将抽象的原理、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原则——打破“外部反思”的桎梏。

“主体性”从根本上要求超越表面比附和浅层嫁接，一方面，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指导地位，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维度和实践性品格，时刻防止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性思想的偏离；另一方面，又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与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深度融合，通过开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工具。就根本原则而言，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中国化时代化水平，不仅需要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更要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活化”和“再度青春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阐释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建构既具备中国特色又富含中国智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二）价值论：以理论锐度与文化厚度为独特品格

在价值论层面，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内涵，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形成兼具理论锐度与文化厚度的独特品格。只有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激活“中华文明基因”，才能使积淀千年的东方智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深厚的价值根基，在价值论层面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认同，最终淬炼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兼具思想穿透力和价值认同感的理论品格。

这种理论品格鲜明地体现在价值追求上。首先，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入手阐明马克思所主张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论内涵；以中华民族广泛熟知的价值理念解读马克思主义，有益于形成具有思想亲和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其次，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看，《周易》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24]万物化生始于天地；又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25]天赋人性，蕴于天地流变中又与之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天地人和”“万物并育”“天人合一”，为解读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26]提供了本土化的价值观诠释。在新时代，这种价值选择被表达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从未来社会理想方面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7]衍生出天下为公的传统哲学智慧，马克思主张的共产主义是为人类求解放，大同理想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本土理论支撑，二者共同构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涵，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融合而成“为了谁、服务谁、由谁享有”的价值向度和“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谋利益”的价值选择。可见，“第二个结合”在价值观维度的必然结果是相互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8]

（三）方法论：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思维框架

在方法论层面，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理路，传承中国古代易学义理派思维方式，塑造具备中国特色的辩证思维框架。首先，从认知方式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观物取象”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中国传统智慧依仗“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29]的认知路径，呼应了马克思主义“从物质实践出发”的哲学方法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强化了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认知方式；《周易》的“象数”之道“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30]通过“以象达意”的传统知识生成方式，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范式启示。其次，从思维方法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的“有无相生”“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异曲同工，二者都强调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贯通、相互否定排斥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深知社会历史并非孤立的、僵死的，“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1]因此得以在历史整体性中思考现实并具备批判性的变革动力。从“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等哲学智慧入手，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最后，从义理创新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辩证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互补结合，创造性地贯通了革命精神与中国哲学智慧，既避免了教条主义的僵化思维，也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与把握，得益于继承和发扬易学义理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这种辩证思维框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构建了严密的逻辑体系，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条件，成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方法论基石。

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32]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必然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因此，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守好“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33]这一历史性建构的关键就在于“第二个结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34]就学科建设而言，只有中华文明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深度融合，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理论创新，建构解释力强、辨识度高、辐射度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自觉与学术自信。

（一）知行合一：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阐释力

在知行合一中构建兼具东方实践智慧与辩证唯物主义特质的实践辩证法，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阐释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关于知与行的探讨。“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35]圣人深研“几微”（变化的起点）以通达天下之志，又以“成务”落实于现实，是“思维—志—实践”三者合一的展现。《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36]王阳明也讲，“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显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显现的是知与行的“一体性”。马克思表达为：人既是思维的主体，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主体性的觉醒表达为思维之真理性与对象性活动的合一，“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7]换言之，“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具备中国特色，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实践辩证法。一方面，实践辩证法诉诸“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自觉，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38]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既要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也不能割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实践辩证法彰显了实践主体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不能脱离现代人类文明，而是借鉴吸收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在人类文明学科群的知识体系聚变中建立起文化自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构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

（二）互释共生：生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

在互释共生中凝练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生成具有辨识度的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是各自具备主体性的两大知识体系，只有不断展开对话，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知识体系才得以生成。可以说，“第二个结合”超越了简单的嫁接或拼贴，打通“道器”“阴阳”“中庸”等中华哲学标志性范畴和唯物史观基本范畴的认知与对话。借助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一方面，得以消解意识形态的迷障，打破西方哲学范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垄断，生成具有辨识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文明互鉴的对话关系，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39]譬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周易》始便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本原与多样性，并通过卦爻演绎解释万象世界。任何具备生命力的理论建构，都是特定历史阶段实践活动的观念反映与思想升华。一如马克思所主张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40]即“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41]人类只能在实践基础上获得关于对象的理解。不论是《礼记·大学》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42]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澄清，“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43]都确证了实践作为思想理论的出发点。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当下，这种强调互释共生的实践智慧，成为破解文明隔阂、生成高辨识度话语体系、彰显中华文明鲜明文化特征的关键。

（三）融会贯通：建设辐射度广的学科发展空间

在融会贯通中创制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建设辐射度广的学科发展空间。随着“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仅摆脱了对西方学术话语的依赖，更创造了中华文化基因的马克思主义表达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和合智慧，正是这种“道济天下”的智慧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共同体理论的价值理想置于“天人合一”的文化坐标当中，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展开“会通中西、融贯古今”的理论创新。中华传统和合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融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创新，实现了中国智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性、世界性的品格赋能，构建起具备跨文化融通特质的学科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44]“第二个结合”不但是文化创新，更是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和合智慧中实现了差异互补和有机结合，生成具备自觉性、自主性和创新性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即新的自主知识体系。“第二个结合”超越了“体用之争”和“古今之辩”，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为更具包容性和创造力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要而言之，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夯实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凝聚思想共识，持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不断强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协同创新，从而推动具备领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在破解中国乃至世界难题的过程中形成具备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项宏大且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和划时代工程，处理好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本土与国际、理论与实践等多重关系是历史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无可回避的学术使命。需要坚守好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理论实践创新中不断凝练升华，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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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习近平关于‘坚持胸怀天下’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研究”（编号KYCX23_2422）的阶段性成果。

（迟荟郦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永杰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易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