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基因。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从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行与权力的目的三个维度界定了廉政思想的本质规定，并且在批判资产阶级寄生赘瘤的虚伪民主、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廉价政府形态、构建权力制衡中的公众监督机制、塑造无产阶级社会公仆的党性修养等方面对无产阶级的廉政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路径。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践行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服务政治本色；打造数字政务平台，建立权力运行透明体系；规范权力运行机制，构建多维立体监督格局；弘扬清正廉洁作风，打造忠诚干净担当队伍，以党的自我革命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关键词  廉政思想；正确政绩观；《法兰西内战》；社会公仆

清正廉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固有的政治本色。马克思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形成了系统的廉政思想。早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已经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普鲁士政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直言国家堕落为了林木所有者的鹰犬与爪牙。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扬弃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只是“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并提出“真正的共同体”构想。[1]《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累累罪行，阐明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随后在《法兰西内战》（以下简称《内战》）中，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找到了未来新型国家政权的雏形与防治党内政治腐败的基本形式，列宁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2]“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2026年2月以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对全党形成了有力震慑，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这一系列举措都凸显了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深耕《内战》文本，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廉政思想，对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廉政思想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廉政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对旧制度腐败本质的犀利批判，另一方面来自对新政权廉洁特质的创新构想。在《内战》中，马克思经过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从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行与权力的目的三个维度，为廉政思想注入了根植于无产阶级解放实践的革命性内核。

在权力的来源层面，廉政的首要规定是权力的本源必须由社会窃取回归到由社会授予。马克思在《内战》中把他早期对旧国家权力的非法性批判发展到了极致。他斥责法兰西第二帝国这个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4]在它的统治下，公共权力被反动阶级窃取，沦为压迫和掠夺社会的工具。故而，马克思廉政思想的第一要义便是通过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这种窃取社会权力的旧机器，废除滋生腐败的私有制根基，让权力重新回归人民。而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证明了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新政权，使公共权力成为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保障。

在权力的运行层面，廉政的程序性特征集中表现为权力的公开透明。公开透明是建立公信、防止权力滥用、确保权力公正运行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官场密谋、议会清谈与行政暗箱，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维护少数人利益、遮蔽统治实质的政治幻术，是剥削阶级政权与生俱来的制度性顽疾。权力从何而来、如何定策、怎样落实，整个过程公众一无所知，这使得一切营私舞弊、钱权交易得以在暗处滋长蔓延。马克思在《内战》中赞扬巴黎公社从制度层面完成了对无产阶级权力运行方式的重构，“借口国家机密和国家权利玩弄的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5]巴黎公社把公开透明作为权力约束的核心准则，主动接受监督，让权力运行可溯源、可追踪，确保权力的合法、公正行使，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完善权力监督体系的重要思想源头。

在权力的目的层面，廉政的最高价值导向是让权力从统治人民转变为服务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判断一项制度是否符合廉政要求，关键看权力是否真正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旧政权下，“廉政”不过是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粉饰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摆设，公职人员以社会主人自居，将公共职位视为个人私产。当巴黎公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6]在马克思看来，廉政最终要落实为一种彻底的公仆意识，即从根本上摒弃剥削阶级“掌权即特权”的官本位逻辑，始终以服务人民为唯一行为准则。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目的论，构成了马克思廉政思想的灵魂与归宿。

从《内战》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阐释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运行以及权力的目的中逐渐丰富了其廉政思想。巴黎公社作为科学社会主义首次由理论转向实践的伟大尝试，虽然仅存续七十余天便宣告失败，但“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7]其中闪耀的廉政思想更是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带来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马克思廉政思想的理论建构

在《内战》一文中，马克思从批判性解构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建设性重构无产阶级专政的廉价政府、制度性建构公众监督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主体性塑造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公仆本质四个层面，构建了一个系统完备、内涵丰富的廉政治理体系。

（一）批判性解构：资产阶级寄生赘瘤的虚伪民主

马克思在《内战》开篇部分运用了大量笔墨，对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压迫性、虚伪性与腐朽性进行批判，指证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演绎实际上是蒙蔽大众的荒诞戏码。

其一，资产阶级政权具有压迫性。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工业发展激化了劳资矛盾，国家机器演变为资产阶级压迫劳动群众的统治工具，“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的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8]无产阶级被迫依靠低价出售劳动力维持生计，重复性劳动将他们异化为资本增殖的附属物，并在对资产阶级言听计从中逐渐丧失自我意识。

其二，资产阶级政权具有虚假性。马克思在《内战》中描述梯也尔政府“是集普天下坑蒙拐骗之大成的盛世”，[9]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10]戳穿了资本主义普选制“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的虚假面具，[11]认为其所谓的“普遍民主”“自由民主”“纯粹民主”只是为了粉饰独裁统治的蛊惑性伎俩，本质上却与真正的人权诉求背道而驰。

其三，资产阶级政权具有腐朽性。马克思深恶痛绝地怒斥梯也尔为“背信弃义的老手”“卑鄙奸诈和阴谋诡计的巨匠”“邪恶的侏儒”。[12]在法兰西受到外敌入侵的危机关头，资产阶级政府非但没有同仇敌忾保卫家国，反而为一己私欲剥夺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以肆意抢夺国家资产、人为制造巨额国债等极端腐败的方式来获得无限权势。在其统治下，民众的饥寒贫苦与特权者的纸醉金迷形成尖锐对比，表面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实则是社会最污浊的染缸，成为滋生一切腐败现象的温床。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公共职位必将沦为官僚的私有物，只有把“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13]打破旧有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权，才能摆脱资本压迫的泥潭。巴黎革命群众后来用鲜血证明了：“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14]

（二）建设性重构：人民当家作主的廉价政府形态

马克思高度肯定了巴黎公社建立由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廉价政府。廉价政府最初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口号，主张以最低的行政开支获得最高的行政管理效能。但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属性注定无法让这种政治构想真正落地，而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借此体系来实现其政治诉求。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表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廉价政府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廉价政府是以民众需求为导向、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的服务型政府。巴黎公社针对工人阶级，立法提高工人的薪资水平，建立标准的八小时工作制，并规定工人享有参与工厂管理的法定权利；针对农民，废除苛捐杂税，推行合作化生产形式，努力改变小农持续贫困化的处境。除此之外，巴黎公社颁布推迟债务偿付期限、减免或缓交房租等政策也惠及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者，有效减轻了他们的生活压力。

其二，廉价政府是以民意共识为基础、有效落实公民政治参与的民主型政府。巴黎公社复活了被梯也尔政府扭曲和悬置的“真正民主”概念，采用普选制、罢免制、议行合一制等一体化的制度措施，确立了国际共运史上首个完整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架构。巴黎公社领导阶层的成员多选自劳动者群体及其公认的工人代表，这些经过民众真心实意选举出来的代表与民众地位平等，因而能够天然地代表社会共同利益，“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15]

其三，廉价政府是以成本控制为原则、持续优化行政资源配置的节约型政府。巴黎公社废除了旧政权官僚阶层享有的特殊待遇与职务补贴，“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16]为了缩减政府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巴黎公社实行议行合一制度，大幅精简机构设置，裁撤冗余部门并鼓励社会自治；各级公职人员大都身兼数职，尽管他们需要付出和面临成倍的工作时间和压力，却不会多拿一个法郎的工作报酬。这就实现了社会公权力与个人私利的完全剥离，使公共职务回归其本质的服务属性。

（三）制度性建构：权力制衡中的公众监督机制

马克思认为，脱胎于资本主义旧母体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还残留着资本主义遗留的历史弊病，加之无产阶级在专政初期对权力运行和官僚体系构建的经验不足，这共同凸显了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必要性。

其一，巴黎公社的普选制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基本形式。整个国家机构从上到下，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系统的一切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受人民监督。一旦他们出现违背人民意志或者履职失当的情况，将被随时罢免和撤换，这就对公职人员规范用权起到了震慑效应，“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17]

其二，巴黎公社始终坚持政务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对此感叹道：“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18]一方面，巴黎公社能及时主动公示其法定职能、权力来源、实施主体以及权限范围等关键要素，明确界定行政管理边界，消除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隔阂。另一方面，除涉及军事机密的内容外，巴黎公社的报刊每日都会公布一切政务会议纪要，接受公众评议，以防止权力失衡、决策失误和监管失序。

其三，经由民主推选产生的公职人员处于人们的直接监管之下，形成了内外结合的民主监督体系。[19]在内部监督上，巴黎公社要求其下设的十个工作委员会推选出专职监督员，他们除了负责本部门日常内部监督，还要进行各部门的交叉互查。在外部监督上，巴黎公社创造了多种形式，如社会组织监督，通过选民代表会议或俱乐部、巴黎国际分支机构等平台，向民众汇报工作进展，征询各种批评建议；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报刊定期公示公职人员的履职情况并刊发群众的监督意见，督促公职人员依法履职；信访渠道监督，高度重视民意反馈信件，组织专门的审议并迅速作出政策响应。

（四）主体性塑造：无产阶级社会公仆的党性修养

公仆意识是马克思廉政思想的价值内核，其本质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历史上看，公共权力的嬗变经历了两次根本性变革。[20]从氏族制度的社会公仆异化为阶级国家中的社会主人，公共权力完成了第一次转变。巴黎公社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把国家机器从社会主人回归为社会公仆，这是公共权力的第二次变革。然而，无产阶级成为社会公仆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一方面，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必须以意识形态革命清除旧思想残余。在《内战》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巴黎公社在宗教事务、教育制度、法律法规等方面破除精神枷锁的改革举措。一是推动国家政权的去宗教化，确立社会公仆履职的世俗化原则。巴黎公社实行政教分离原则，将宗教从“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21]转变为“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22]从而构建世俗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二是破除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霸权，培育社会公仆的科学素养与公共精神。巴黎公社终止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权，全面推进科学文化教育，通过实践培养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和科学理性思维，为革命提供持久的道德支撑。三是整顿存在意识形态错位的文化标识，强化社会公仆服务意识的符号建构。例如，拆除旺多姆广场凯旋柱等象征着民族沙文主义的符号，清除象征阶级压迫的镣铐、囚服等监狱等级标识，形成像公社旗帜、《人权宣言》摘录等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符号象征。

另一方面，衡量一个政党的廉洁程度，还要检验政党的组织纪律性。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纪律性是防治腐败的关键保障，对反革命势力妥协、对内部投机分子缺乏纪律制裁，都会导致革命成果的丧失。恩格斯批判巴黎公社未能彻底镇压凡尔赛集团，正是由于内部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各自为政、纪律松散，缺乏集中和权威。毛泽东同志后来也评价道，巴黎公社遭到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23]因此，作为社会公仆的无产阶级必须以“铁的纪律”维护革命团结，防止思想分化。

三、马克思廉政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巴黎公社濒临灭亡之际，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即使公社被打败，斗争也只是推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这些原则将一再凸显出来，直到工人阶级获得解放。”[2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与政权建设，正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在东方社会的现代性演绎。尽管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在《内战》中关于无产阶级廉政建设的科学认识，对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现阶段，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依旧呈现出长期拉锯状态。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防腐拒变能力，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一）践行群众路线，厚植为民服务政治本色

马克思在《内战》中始终秉持着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塑造无产阶级政党形象的政治根基。执政党廉洁奉公的政治本色和道德操守，是其长期赢得人民信任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一是要坚持知行合一、躬行实践，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关键民生领域，重点解决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严厉打击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等违纪违法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对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错位缺位、失职失信等行为要追究到底。二是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25]全党必须基于群众史观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6]凡是有害于群众利益的现象应当坚决抵制，凡是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的行为应当积极落实，努力克服脱离群众的思想倾向，营造勤政为民的良好政治氛围。

另一方面，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优化民主制度体系与实践模式。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现代化形态，具有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的特点。发展这一民主形式，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原则，遵循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全链条人民民主要求构建完整的制度体系，从标准化选举、规范化协商、科学化决策、协同化管理到制度化监督的整个流程，都要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提高人民民主的质量和效率。全方位人民民主要求将民主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工程之中，创新适应不同治理场景的民主实现方式，实现人民主权的时代表达。全覆盖人民民主要求扩大民主范围，优化民主流程，实现民主场景的全域覆盖、民主资源的均衡配置以及民主制度的弹性适配，保障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坚持政务公开原则，建立权力运行透明体系

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了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加速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面对数字时代的战略机遇，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创新，已成为政府治理改革的迫切要求。

一方面，要构建“互联网+监督”机制。健全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和纪检监察信息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让老百姓可以借助互联网实时了解民生工作进展、政府资金流向等内容，并针对政府工作中的失职失误问题进行投诉和举报，倒逼相关部门自我反省与迅速整改。面对民众实时的意见反馈，政府部门要以网络问政形式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依托数字技术开通智能政务热线、数字政务门牌、AI交互与数字人服务等多元政民对话通道，更好地倾听民声、汇聚民智、解决民忧。为进一步宣传执政党的廉洁形象，政府还需要系统研究融媒体环境下政党形象的建构机理与传播策略。通过激活“四微一端”的传播优势，运用微信、微博、微课、微视频、客户端等数字化叙事方式传递党的价值主张、作风建设和治理绩效，借助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社交平台实现政党廉洁形象传播的具象转化，提升政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27]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进程。利用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重点推进一体化云端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形成覆盖省—市—县—乡四级的“互联网+政务”协同治理体系。同时，要加速推进政府数据的共享开放，紧扣“云、网、数、服务”四大核心要素，打造“一片云”托底、“一张网”覆盖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利用政务大数据中心平台实现数据采集、质量管控、服务供给、流通共享的全方位、全链条管理。这不仅能有效促进不同地域、行政层级以及职能部门间的信息互联互通，而且能真正实现信息流在政府与民众间的双向互动，推进政务公开服务从数字化奠基到智能化升级再到智慧化创新的跃升，加快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三）规范权力运行机制，构建多维立体监督格局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成员为满足共同的利益诉求而让渡出的个体权力，这就决定了国家权力存续的合法性必须根植于服务人民的本质要求。[28]因此，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运行始终遵循为民服务的宗旨，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准则。

一方面，要优化权责配置与运行制约机制。围绕政策决策、审批执行、监管审查等核心职权，要在关键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优化执行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授受关系和运行轨迹，规范党政主要负责人与班子成员的责任清单和职权边界。为了化解制度性风险，还需完善中国特色重大决策制度体系，规范重大决策生成的流程与机制，依法提升党代会与全委会在重大决策中的程序效力。同时，还要注意整合外部智力资源，构建专家咨询、社会听证等多元决策参与机制，加强对决策结果的科学性审查与可行性监督，提升决策过程的民主性与规范性。

另一方面，要构建多维立体的监督格局。新时代的权力监督体系应当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纵向组织监督和横向同级监督，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配合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其中，“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29]要强化中央领导监督体系化、党委全面监督常态化、纪委专责监督精准化、基层党组织监督日常化以及党员民主监督规范化，实施全过程监督与重点领域防控相结合的策略，切实发挥党内监督的净化功能。同时，还应探索监督模式的创新，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监督的主动性，并适时吸纳专业监督力量，如税务审计、工商监管等融入国家监督体系。通过统筹协调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社会力量，有效遏制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四）弘扬清正廉洁作风，打造忠诚干净担当队伍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30]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应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发展先进政治文化以消解腐朽观念，强化纪律约束以祛除沉疴痼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队伍。

一方面，要涵养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提高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党内政治文化是党的本质属性与政治追求的集中体现。一是要加强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党员干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牢固树立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改造主观世界过程中强化政治信仰，筑牢心系群众、为政清廉、甘于奉献的价值理念。二是要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思想修养。要引导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通过思想淬炼推动党员干部正作风、严规矩、守底线，强化党员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三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内滋生的腐朽病变的政治文化。建设先进政治文化、塑造良好政党形象，必须深入剖析党内痼疾的病理根源，重点整治官僚作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裙带关系等文化沉疴，筑牢党内价值体系的防御阵地。

另一方面，要严明党规党纪，全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31]一是要持续强化“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维护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使其成为不可触碰的底线和红线，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化运作。二是要推进常态化的廉政教育，规范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切实做到克己慎行、守正不阿。三是要系统整治“四风”问题，采用建章立制与价值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作风建设常态化机制。同时，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督促党员干部自觉反省自身、正确对待批评、科学实施整改，推动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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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