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当代激活、文化样态的时代重塑以及文化交流模式的历史转向，但仍面临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社会存在变迁的挑战、群众文化需求的结构转型等多重挑战。要以文化自信凝聚价值共识，以群众实践激活创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传播范式，以体制机制释放内生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2]在此背景下，系统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取得的实践成效、客观审视其面临的多重挑战、科学探索其路径优化方向，既是深化文化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厚植民族精神底蕴的现实需要。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成效

文化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独立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源于其内在的韧性和生命力，也体现在对外部环境的主动适应和创造性转化，使其以深厚的文明底蕴与鲜明的时代价值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当代激活、文化样态的时代重塑以及文化交流模式的历史性转向。

（一）思想理念的时代转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当代激活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辩证把握时代精神风貌和民族价值追求。[3]传统价值观经由“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辩证扬弃，通过提炼其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内核，被赋予了回应当代问题的新内涵。在价值体系建构层面，儒家“仁”“礼”“和”等重要范畴被系统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完成了传统伦理与现代公民价值的理论对接，为当代中国的价值整合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使传统价值观从历史语境进入现实生活。在治国理政层面，“民惟邦本”“天下为公”等传统政治哲学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儒家“天下观”“协和万邦”等理想之间存在深刻的思想传承，赋予了中国全球治理主张以独特的文明底蕴，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政治转化能力。在生态文明层面，“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获得了全新的实践指向，成为超越西方工业文明逻辑、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哲学依据。传统价值观完成了从历史文本向现实资源的超越性转换，在与当代问题的深层对话中焕发出新的思想活力。

（二）表达形式的创新发展：文化样态的时代重塑

表达形式的创新，是文化生命力对外表达的关键路径，也是传统文化能否真正融入当代生活的先决条件。形式创新并非对传统符号的随意挪用或视觉包装的简单翻新，其关键在于新的艺术形式能否与所承载的文化内核形成内在契合，即媒介与内容之间的有机适配。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有效彰显，有赖于所选择的媒介形式与这一内容的精神特质相互契合、相互激发。在媒介转换层面，媒介形式的更新直接拓展了传统文化的感知边界与受众规模。例如，影视作品《长安三万里》将四十余首唐诗还原至其诞生的历史情境，使诗句从抽象文字转化为可感的生命经验，实现了从文化知识传授到情感经验共享的范式转换，从而打破了古代诗歌其精神内核依赖于读者的文化积累与语境代入能力这一传播壁垒。再如，传统视觉符号、色彩体系与纹样语言等被系统性地转译为当代设计语言，汉服复兴以服饰为载体重新激活了传统礼仪美学与身份认同，带动了对传统织造工艺、染色体系与配色规范的系统性回溯与再创造。传统文化样态的时代重塑不仅拓展了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更激活了其在当代语境中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

（三）文化交流模式的历史转向：以中华思想资源参与全球对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4]为中华文化国际交流方式由自我表述转型为平等对话提供了价值方向。与世界各民族交流的过程，既是中华文明吸纳异质文化，不断充实自身的历史过程，更是其向世界贡献独特思想智慧的实践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在多个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这一倡议的思想底蕴与儒家“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高度契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与全球治理话语构建的重要体现。在生活方式的跨文明认同层面，2024年，春节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意味着以家庭团圆、辞旧迎新为精神内核的中华优秀传统，获得了建立在人类普遍情感基础上的跨文化认同。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已完成历史性转向，以自身思想资源回应人类共同问题，在全球对话场域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主体性与话语能力。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多重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大门拥抱世界，社会存在发生深刻变迁，对外交流更加频繁，这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也使其面临多重挑战。

（一）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思潮多元复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西方的文化思潮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在思想领域渗透。其文化输出和传播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全球话语权的主导地位。这种以技术优势为依托、以文化产品为载体的软性渗透将特定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政治立场包裹于娱乐消费与知识生产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受众的价值判断与文化认同。此外，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西方价值体系自诩为适应全人类的普遍性价值准则，相信普遍理性能够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运行规则，并将其作为最根本的指导原则指引人类发展，忽略了价值观念本身的历史相对性。这种以普遍理性为标榜的价值主张，实质上是将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形态下形成的西方经验抽象化、绝对化，进而包装为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任何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都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使是真理也具有历史性和条件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5]正因如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多元思潮，必须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有效抵御错误思潮的侵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本清源、筑牢思想基础。

（二）社会存在变迁的挑战：传统文化载体与科学技术革新存在张力

文化载体作为文化精神的物质承担者，其形态演变必然遵循物质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革命正在深刻改变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对文化载体提出了全新要求。书籍、实物陈列、口耳相传等传统文化载体存在传播低效性、地域局限性以及互动体验单一等短板，已难以适应信息高效流通的时代发展要求。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后继无人、缺乏足够的受众群体等窘境。当前，科技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已在部分领域呈点状突破，如数字博物馆的线上互动展示、非遗技艺的短视频传播、传统文化数字藏品的发行等。但整体上仍存在明显局限，科学技术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多停留在表层，未能深入挖掘文化内核与数字技术契合点。此外，文化产业转化不足，部分创新成果停留于展示与传播层面，尚未打通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有效路径，科技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尚未形成规模化、可持续的发展态势，难以充分释放科技对传统文化活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最大效能，仍需在系统性布局、深度融合、产业赋能等方面持续发力。

（三）群众文化需求的结构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发展具有新向度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推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发生从量到质的结构性变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与新挑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再停留于“有没有”的基础性满足，而是转向“好不好”的高品质追求，并迫切要求把握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基因，认同其当代价值，参与其创新转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能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搬运，应当深入文明内核，实现从“文化符号”到“意义体系”的整体升级。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能否突破“符号化”困境，能否有效回应人民群众的强烈诉求。只有深入把握传统文化深层基因，将传统哲学思想、价值规范与现代社会的时代诉求、理念相结合，才能形成兼具文化深度与情感价值的创新内容，构建出兼具历史根基与现代精神、民族特色与世界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态，塑造真正有生命力、有引领力的文化生命体。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优化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以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内容，为破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临的外部思潮冲击、内部传承乏力、适配性不足等困境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推动构建以文化自信凝聚价值共识、以群众实践激活创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传播范式、以体制机制释放内生活力的优化路径。

（一）坚定文化自信，把准发展方向

意识具有能动反作用，坚定的文化自信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破解价值认同困境，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传承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的根基；离开与时偕行的创新，传承和延续也难以为继”。[6]其一，在认识论层面要以文化自信为基点，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系统阐发与创造性激活，从中华传统思想中提炼具有当代解释力的价值内核，明确其在现代语境下转化的方向与边界，防止陷入“符号化”“碎片化”的误区。其二，在社会心理结构层面要推动文化自信的全民族内化，通过国民教育体系的系统性重构、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引领以及公共文化空间的主体性营造，将文化自信的培育延伸至社会日常实践层面，使文化认同内化为民众自发的精神需求，从而奠定持久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内生动力。其三，在学理层面要突破西方文化评价标准的隐性规训。长期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成果评价上存在以西方现代性尺度衡量本土创新的认知困境，要从中华文明自身的历史演进逻辑、思想发展脉络与当代实践需求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化评价标准，真正做到方向自明、标准自立、逻辑自洽，从认识论根基上为文化主体性的持续巩固提供学理支撑。

（二）回应群众诉求，激活主体动能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实践导向，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文化高质量多样化发展的需求。其一，要将文化创新的实践场域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深度延伸。将文化创新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社区治理与乡村建设等具体生活场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可感知、可参与、可共创的方式嵌入日常生活实践，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层内化。其二，要构建以实践效能为导向的综合评价体系。现行文化创新评价体系存在以经济效益或行政绩效为导向的偏差，必须将文化创新成果的社会渗透力、公众参与度与文化认同深度纳入核心评价维度，真正以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主体参与感为标准。其三，要系统激活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构建共创共生的实践生态。打通政府、学术机构、文化从业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制度性壁垒，形成各主体依据自身能力与资源优势分工协作、相互赋能的共创格局。其中，政府承担价值导向与政策保障的顶层职能，学术机构负责理论支撑与知识转化，文化从业者承担创意生产与形态转化的实践执行。人民群众不应停留于文化消费的被动位置，而是真正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尤其需重视青年群体的核心主体地位。从文化再生产的代际逻辑审视，青年群体的文化主体性一旦弱化，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便面临断层风险。与此同时，青年群体具备跨学科知识结构、数字技术能力与突破既有范式的创新意识，应引导青年以当代问题意识主动参与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破固化表达范式注入动力。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传播范式

面对数字技术与生产力革新的浪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构建立体化发展路径。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产与传播须从单一主体的线性运作转型为多元协同的行动者网络。在此网络中，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集成能力，构成打通文化生产、加工、分发、反馈各环节的基础。多元主体的协同运作，使人与智能系统在网络中形成优势互补的共创关系，人类创作者负责文化意蕴的把握与价值判断，智能系统则承担规模化生产、多模态转化与精准传播的技术执行，二者协同共进，推动“人机共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意生成的新范式。其二，应将沉浸式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体系的整体布局，充分发挥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全息交互等技术手段对人类感官能力的延伸效应，将文化内容从平面的符号表征转化为可感知、可进入、可参与的立体化体验场域，使受众以身体在场的方式切身介入文化情境之中，使文化认同在情感共鸣的层面完成自然而深层的内化。其三，应系统建立传统文化资源向文化IP转化的叙事体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符码与思想内核为根基，推动文化资源完成从素材积累到品牌建构的创造性跃升，进而形成“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双向增值循环。这一转化的关键在于提炼具有辨识度与普遍共鸣的文化叙事标识，使中华文化IP在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确立具有主体性的品牌形象，以此推动文化影响力与经济竞争力的协同提升，在全球文化产业格局中持续强化中华文化的主体位置。

（四）完善体制机制，释放内生动力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和支撑。其一，要健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机制。持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文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保护责任主体与标准。探索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传统文化资源普查，资助对传统文化精髓、工艺技艺、思想体系的深度学术研究与经典整理，出版权威读本与资料汇编，为后续的创新实践提供真实、完整、深厚的原始素材与理论支撑；为濒危文物、古籍、传统剧种的抢救性修复提供资金保障，支持建设符合标准的仓库、展示馆等基础设施，从“抢救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其二，强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议》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7]要积极建设传统文化主题公园和公益图书馆，推动非遗项目走进公园、融入社区，保障人民群众平等享受文化资源的权利，使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浸润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熏陶，培育创新的社会土壤。其三，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传统文化创新，通过市场活力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潜力，打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交口称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产品。要避免文化产品创造中的扁平化、平面化问题，精准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从文物纹样、神话故事、经典人物等多元文化资源中提炼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文化IP，开发文具、潮玩、服饰、家居等各类文创产品。同时，积极推动文旅融合，不同地区要积极挖掘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旅游路线，加强对非遗街区和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利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02).

[2][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02).

[3]任友群.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J].红旗文稿,2024(23):10-14.

[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6.

[6]沈壮海.文化何以自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84.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智库重点专项基金“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的深化研究”（编号2023-zkzd-080）的阶段性成果。

（王毅系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潘姝文 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