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从历史生成看，红色文化植根于中国乡村，乡土社会的利益结构孕育了为民初心的现实指向，农村革命的斗争实践熔铸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乡风民俗的濡化浸润涵育了崇德向善的价值观念。就内在机理而言，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体现为初心与民心同频共振、奋斗与振兴精神共鸣、文化与文明深度融合。在实践进路上，红色文化通过传承红色资源、融入治理实践、激活乡村经济引擎，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  红色文化；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乡村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1]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既需要物质层面的经济支撑，更需要精神层面的文化铸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先进文化体系。红色文化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与精神品格，形成了涵盖“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一系列精神形态的宏大谱系。红色文化承载着党和人民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崇高追求，与乡村振兴具备高度耦合性，能够为其提供强大助力。

一、红色文化与乡村场域的耦合互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2]理解文化的精神实质，必须回到其生成发展的现实场域中去。红色文化精神谱系中的众多核心精神孕育形成于乡村之中。比如，井冈山精神的艰苦奋斗、苏区精神的一心为民等，均是在与乡村的深度互动中凝结而成。由此，红色文化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精神谱系，更积淀了与乡村血脉相连的独特文化意蕴。

（一）乡土社会内蕴为民立场

乡土社会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基本社会形态。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乡土社会集中承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深重压迫，孕育出了最迫切的革命需求，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回应乡土社会呼唤的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深深嵌入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一方面，乡土社会强化了为民的现实指向。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传统乡土社会中，土地是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地权分配不均、租佃剥削沉重构成农民贫困的根本症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深刻洞察这一乡土社会的重要矛盾，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宏大初心落实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具体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4]从井冈山时期《土地法》的颁布实施，到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广泛开展，再到延安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扎实推进，红色文化的为民初心始终以回应农民土地诉求、改善农民生存境遇为核心载体。这使农民真切感受到红色政权与旧政权的本质区别，从而将个体的命运改善与革命的整体目标紧密联结。也正是乡土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重塑，使红色文化的初心使命深深扎根于农民生产生活之中，完成了政治目标与民生关切的高度统一。另一方面，乡土社会滋养了为民的精神底色。中国共产党在进入乡村之初，面临着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现实课题。不同于旧式军队的征掠扰民，人民军队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行为准则，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在乡土社会树立了良好的道德形象。同时，党员干部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身体力行，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依然将群众利益置于首位的责任担当，也推动了更深层的认同建构。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5]党同群众共甘苦、同命运的行为，逐步消解了农民对红色政权的距离感，也逐渐建立起超越血缘地缘的政治信任，使红色文化的为民初心获得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持久的文化生命力。

（二）农村革命熔铸奋斗品格

农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也是红色文化奋斗品格得以锻造的实践熔炉。农村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反复挫折中顽强奋起。也正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不畏艰难、艰苦奋斗的奋斗品格逐渐凝铸为红色文化最具标识性的精神特质，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一方面，农村革命环境磨砺出革命者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面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生存条件异常恶劣。毛泽东同志描述：“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6]这种在绝境中求生存的奋斗品格，逐步从外在的行为要求内化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红色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农村革命实践砥砺出革命阶级攻坚克难的集体精神。农村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始终将群众路线作为根本工作方法，从而使艰苦奋斗从少数先进分子的品质扩展为千百万群众的集体精神。简言之，农村革命不仅是军事斗争，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农村革命的伟大实践表明，奋斗品格正是在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改造社会的集体行动中不断强化的。这使红色文化的奋斗精神既具有仰望星空的理想高度，又具备脚踏实地的实践厚度，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引擎。

（三）乡风民俗涵育文化土壤

乡风民俗是乡土社会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而成的伦理规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塑造价值认知与行为准则，构成了红色文化价值观念落地生根的文化土壤。毛泽东同志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红色文化价值观念的涵育过程，正是通过融入乡风民俗这一“从群众中来”的文化载体，实现“到群众中去”的价值传播，让先进的价值理念在乡村社会获得广泛的文化认同。一方面，乡风民俗促进红色文化价值观念入脑入心。中国传统乡风民俗中积淀着丰富的积极伦理因素，例如，明德惟馨、公而忘私的道德情怀，邻里相帮、扶危济困的互助传统，克勤克俭、谦虚谨慎的持家理念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8]红色文化所弘扬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与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正是来自对乡风民俗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比如，中国共产党人将“乡亲邻里守望相助”的村落传统转化发展为“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9]的集体主义精神，就使农民群众在熟悉的伦理语境中理解并接纳了崭新的价值观念。这种将先进价值理念与乡风民俗中的伦理资源相嫁接的涵育方式，使红色文化价值观念在乡村社会获得了深厚的文化亲和力。另一方面，乡风民俗推动红色文化价值观念形成共识。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0]乡风民俗是一系列融入日常实践的具体规范，其涵育价值观念的独特优势在于知行合一、日用不觉。乡风民俗正是通过改变“社会存在”的微观环境来涵育价值观念。比如，在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废除封建陋规，推行男女平等、婚事简办、勤俭节约等新风尚，使集体主义、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从理论倡导转化为农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行为习惯。归根结底，乡风民俗以润物无声的日常实践改变人们的行为惯性，以持续不断的群体互动重塑人们的价值认知，使红色文化的先进理念在乡土社会的肌理深处扎根生长，最终积淀为农民群众的价值共识。

二、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

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够赋能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与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间存在深层逻辑契合。从初心与民心的同频共振，到奋斗与振兴的精神共鸣，再到文化与文明的深度融合，红色文化正是以精神力量与实践品格，深度嵌入乡村振兴的多维需求之中，构成了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机理。

（一）初心与民心同频共振

乡村振兴，民心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1]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乡村振兴最深层的动力源泉，能否回应民心、赢得民心、凝聚民心，决定着乡村振兴的成色与成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首要机理，在于其为民初心与乡村振兴的民心所向的共振共鸣。一方面，在价值导向上同频。乡村振兴总要求以“生活富裕”为落脚点，说到底就是要让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改善民生福祉与红色文化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12]从历史到现实，红色文化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红色文化所承载的初心使命与乡村振兴的民生目标具有价值原点的同一性，从精神深处回应了“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为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在实践行动中共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3]乡村振兴归根到底是亿万农民自己的事业，其内生动力的大小取决于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程度。红色文化所秉持的人民主体立场，能够为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供文化支撑。“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14]可以说，当基层党组织以红色文化的人民主体精神为指引，在乡村建设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汲取农民智慧，农民群众便可转变为主动建设者，为乡村振兴凝聚磅礴合力。

（二）奋斗与振兴精神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15]乡村振兴作为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组成部分，其推进过程必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需要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精神力量作为坚实支撑。红色文化中蕴含的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与乡村振兴“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16]的实践要求在精神内核上实现了深层共鸣。一方面，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与乡村振兴攻坚克难的实践要求共鸣。红色文化形成于中国革命最为艰苦卓绝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依靠顽强不屈的奋斗意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历史伟业。当前，乡村振兴同样面临着艰巨复杂的现实考验：一些脱贫地区产业基础尚不稳固，部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仍有短板，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后可持续发展压力犹存等等。破解这些难题，不但需要政策、资金、技术的系统支持，还需要不畏艰难、敢于攻坚的精神力量。红色文化中的奋斗基因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历史参照与精神激励。可以说，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正是要将这种“精神之钙”注入乡村大地，激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内生动力，在新时代续写“山乡巨变”的奋斗史诗。另一方面，攻坚克难的思想品格与乡村振兴奋进创新的现实需要共鸣。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乡村社会变革，产业振兴需要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生态振兴需要转变发展方式，组织振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等等。红色文化的闯劲韧劲，能够有效激发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创造活力，促使他们克服“等靠要”思想，勇于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新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17]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乡村振兴，当奋斗精神融入乡土大地的现实耕耘，红色文化的精神伟力便可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澎湃动能。

（三）文化与文明深度融合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红色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诚信友善等先进价值理念，与乡村振兴所追求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目标上同向、在内容上同构。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又一深层机理，在于以文化人、以文育风，将先进文化的价值观念深度融入乡村文明建设之中，实现文化与文明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红色文化涵育农民精神世界，为乡村文明建设筑牢思想根基。乡村振兴归根到底要靠人来实现，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风貌直接影响着乡村文明的高度。红色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涵上高度契合，是引导农民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宝贵精神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18]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其价值理念的传播与实践，能够为乡村社会注入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当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借助红色文化传播深入人心，外在的道德倡导就能转化为内在的精神自觉，为乡村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规范乡村社会秩序，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乡风文明不仅体现为个体的道德修养，更体现为公共秩序。红色文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始终与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具体行动紧密相连，积淀了丰富的乡村治理经验和制度智慧，与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19]当前，一些乡村地区仍存在陈规陋习、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问题，制约了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将红色文化中改造旧俗、培育新风的历史经验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有机结合，便能为化解这些治理难题提供文化支撑。可以说，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文明建设的关键，正在于以价值理念引导行为变革，以行为变革重塑社会规范，从而在文化与文明的持续互动中，实现农民精神风貌与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步提升。

三、红色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进路

立足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总体要求，红色文化赋能的实践进路集中体现为文化传承、治理提升与产业激活的三维协同。通过传承红色基因厚植文化底蕴、健全治理体系提升组织效能、构建文化产业激活经济引擎，推动红色文化与乡村发展的辩证统一。

（一）传承红色基因，厚植乡村文化底蕴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培育具有地域特色、时代特征的乡村文化。红色文化承载着乡村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追求，能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精神力量，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生命力与影响力。一方面，活化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守护乡村文化根脉。保护好、利用好红色资源，是传承红色基因、厚植乡村文化底蕴的前提。实践中，要立足乡村红色资源分布特点，开展系统性普查、梳理与修缮工作，对革命旧址、纪念场馆、烈士故居等物质红色资源进行抢救性保护与常态化修缮，建立健全保护管理制度，避免红色资源流失损毁。同时，对红色故事、红色歌谣、红色传说、口述史料等非物质红色资源，加强系统性挖掘与数字化保存，实现红色资源的系统化、规范化保护，让红色记忆得以永续留存，让红色文化可触摸、可感知、可共鸣，融入村民日常生活、浸润村民心田，增强村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创新红色文化传播路径，提升乡村文化内涵。传承红色基因，要创新传播方式、拓宽传播渠道，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比如，可结合新时代乡村发展实际，将红色精神与乡村发展故事、村民奋斗故事相结合，用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与形式，让红色精神更具感染力与传播力，引导村民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红色基因、践行红色精神。再如，推动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有机融合，挖掘乡村本土文化中的红色元素，提炼具有红色底蕴、乡土特色、时代特征的乡村精神标识，培育乡村特色红色文化品牌，实现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同频共振、共生共荣。总之，通过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与红色精神的创新传播，能够不断厚植乡村文化底蕴，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二）融入治理实践，提升乡村组织效能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20]红色文化作为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撑，有助于丰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助力构建和谐有序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一方面，强化党建引领，筑牢乡村治理组织根基。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其建设水平直接影响乡村治理效能，红色文化能够有效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实践中，可依托乡村丰富的红色资源，打造标准化党员教育基地，将红色主题教育、党性教育纳入常态化学习体系，通过组织党员干部研读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不断锤炼其宗旨意识、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同时，将红色精神融入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全过程，进一步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严格规范“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推动党员干部下沉基层、扎根群众，主动倾听群众诉求、精准解决群众难题，切实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引领群众的“主心骨”。另一方面，激活群众主体，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人民性深深地镌刻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定位中。[21]乡村治理的主体是群众，红色文化能够有效激发群众的自治意识与参与热情，推动乡村治理从“被动管理”向“主动参与”转型。具体而言，可借鉴红色革命时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依托红色阵地搭建“村民说事点”“红色议事厅”等协商平台，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村务决策、村务管理、村务监督，增强对乡村事务的责任感与认同感，构建起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群众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乡村的组织效能与治理水平。

（三）赋能文化产业，激活乡村经济引擎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前提，也是破解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抓手。“产业振兴就是要瞄准乡村产业，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充分发挥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业+’，提升农业产业链综合效益。”[22]将红色文化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有助于推动红色资源向发展资源转化，构建起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体系，真正激活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引擎。一方面，深耕红色资源，打造特色文旅融合生态。红色文旅是红色文化产业的核心载体，也是推动乡村产业转型的重要路径。立足乡村红色旧址、纪念场馆、革命故事等核心资源，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的原则，整合相关配套资源，打造“红色+”复合型文旅产品体系。同时，重点开发沉浸式红色体验项目，还原革命场景、演绎红色故事，让游客在身临其境中感悟红色精神，打破传统红色文旅“走马观花”的游览模式。比如，依托红色IP打造研学教育基地，对接中小学、高校及企事业单位，开发红色研学、党性教育等定制化课程，将红色资源的精神价值转化为可落地、可变现的经济价值，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另一方面，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融合协同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产业链条延伸与产业生态完善。具体而言，可在第一产业上着力，通过培育红色主题特色农业，将红色符号融入农产品种植、加工、包装全环节，打造“红色记忆”系列农特产品，以文化赋能提升附加值与品牌辨识度；在第二产业上发力，深挖红色文化内涵，开发纪念品、非遗手工艺品等红色文创产品，并依托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带动乡村手工业与加工业升级；在第三产业上“加力”，通过完善乡村商贸物流、民宿餐饮、休闲康养等配套服务业态，畅通农产品上行与产品外销通道，培育多元消费场景与打造复合型服务体验，激活乡村服务消费潜力，最终形成“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联动”的融合格局。这有助于形成“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让红色流量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量，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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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包彩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振兴的战略图景与实现路径[J].江南论坛,2024(04):32-36.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以红色文化涵养党内政治文化路径研究”（编号21CKS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