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文经济学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为理解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全新视域。人文经济学科学回答了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内生机理、运行路径、方法引领和价值旨归五个重要问题，形成了对西方“经济人”假设、资本逻辑、“文明优越论”的三重超越。在实践路径层面，进一步推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要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推动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融合、凝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动力、优化文化与经济互动的空间。

关键词  人文经济学；经济；文化；经济发展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学”这一重大命题，深刻揭示了文化与经济互相融合、双向赋能的内在机理，是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1]研究人文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探讨文化与经济如何融合发展。鉴于此，系统阐释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分析其范式超越意义，并探讨其实践转化的路径，为进一步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这对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逻辑理路

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以“现实的人”为主体基础，以经济发展的文化内生性为深层机理，以经济与文化双向赋能为运行路径，以“两个结合”为科学引领，以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辩证统一为价值旨归。这五个维度有机统一，揭示了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形成了从主体基础到价值归宿、从方法自觉到发展目标的完整体系。

（一）逻辑起点：“现实的人”的主体基础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为理解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人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不是抽象化的个体，不仅有物质层面的需求，也有精神发展的需要。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也深受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正是基于对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的本质的全面把握，人文经济学的经济分析视域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发展视角的转换。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3]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结果与每个个体紧密相连，人文经济学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追求的经济发展不只是单一的GDP增长，而是具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致力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党和国家当前强调的“投资于人”，也是这一逻辑的鲜明体现。

（二）内生机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深层塑造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支撑与塑造了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经济发展始终立足于深厚的文化基因，受到文化因素的深层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区域文化从不同维度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样态呈现与治理范式。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内蕴的“富民厚生”“天人合一”“义利兼顾”“民为邦本”等优秀价值理念、理论积淀、分析方法与思维范式，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根脉”支撑。不同的地域文化深刻塑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原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具有不同特质的地域文化形态，这些区域文化构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精神动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在不同形式上塑造了本区域的发展特质。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经济路径、中观层面的产业选择还是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文化都深刻影响着相应的路径选择、范式遵循与演化模式。这从根本上确立了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内生机理。

（三）运行路径：文化与经济的双向赋能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过程是二者相互渗透、辩证统一的双向赋能。人文经济学“有助于推动现代化理论的‘人文回归’和破除现代化发展的‘人文悖论’”。[4]马克思主义认为的经济决定性作用，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讲的，并不否认文化的反作用。一方面，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保护文化古迹、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文化活动都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文化需求结构的升级。当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民群众不断追求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推动文化消费的不断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应用改变了文化生产的方式，也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驱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引和转化动能。创业精神、创新意识、诚信美德等文化要素影响着社会的经济活力和发展质量。文化的创新发展也推动生产方式、消费模式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文化需要和文化条件，文化创新催生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动力，经济与文化在持续的互动中不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四）方法自觉：“两个结合”的科学引领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5]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应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6]“两个结合”的方法论为正确认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提供了科学引领。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制度条件和文化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要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深化人文经济实践的重要路径。创造性转化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和价值理念，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对其内涵进行时代化诠释，使其能够融入现代经济生活和社会治理。创新性发展要求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现代经济的互动中生发出新的形态和功能。

（五）价值旨归：实现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统一

人文经济学追求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统一。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西方现代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但物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也伴随着极大的精神危机，“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8]在西方现代化的逻辑下，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力的增长伴随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层危机，人在片面的社会分工中丧失了真正的独立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9]“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10]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尤其在数字化时代，要不断“探索以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数字文化经济和数字技术创造更好的数字化生存世界的实践逻辑，努力创造更加文明、公正、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体系”。[11]因此，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文化价值引领，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唯GDP论”和忽视人们精神世界建设的片面倾向，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的协调发展中向着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不断迈进。

二、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范式超越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要义，正在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扬弃。”[12]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资本逻辑、“文明优越论”，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与经济关系上的理论自主性，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超越“经济人”假设，明确经济与文化融合发展的现实主体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是对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理论超越。“经济人”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假设，从人文经济学的视域审视，“经济人”假设事实上忽视了人的发展多样性，基于此展开的西方经济学分析范式层面具有深层局限性。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只能基于理性分析的个体，而是处于现实环境中的个体，深受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从历史发展来看，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待个体与集体、利己与利他的态度是不同的。“经济人”假设无法体现人的社会复杂性。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建构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其中的文化要素对经济行为有着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无法在“经济人”的框架内得到充分彰显。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不是只能作为经济分析的“变量”，而是具有独特的作用。“人文经济学反思并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局限，突破其‘理性经济人’假定的片面化限制、非历史性的分析方法、目标设定的模糊性以及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念，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发展的人文属性。”[13]在此意义上，人文经济学为分析经济关系提供了更具现实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在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中，立足于人，使经济学真正彰显“经世济民”的使命。

（二）超越资本逻辑，明确经济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实践目标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资本逻辑的理论超越。“无论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古典学派等的政治经济学，都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经济学家希望把自己的理论贡献给国王、政府和社会，作为政治的依据，从而转化为政策。”[14]从古典经济学以来，西方经济学虽然历经了多次范式转换，既有主流经济学，也有各种非主流经济学。但由于其立场、观点、方法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诸流派不可能突破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增殖是经济活动的最高目的，经济发展实现的是资本家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劳动者的利益最大化。一切要素都被纳入资本增殖逻辑，成为服务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文化在资本逻辑的深刻影响下也呈现工具化特点。反之，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资本逻辑。从目的来看，人文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而非少数人的资本积累，追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非资本的无限增殖；从范围来看，经济发展不只追求本国经济发展，也追求更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三）超越“文明优越论”，明确经济与文化融合发展的宏阔视野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优越论”的深刻理论超越。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文明优越论”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标准模式，将西方制度、理论、发展路径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模式。西方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论调，均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具有狭隘性。西方文明观忽视了不同文明传统中蕴含的思想智慧。如今，“西方之乱”更是深刻地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与“华盛顿共识”并未能实现人类文明福祉的增进，而只是西方国家资本扩张、维护其全球霸权的需要。“建构人文经济，有利于克服经济运行的野蛮性，建构更加公平、有效率、可持续的世界文明。”[15]人文经济学的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超越了“文明优越论”，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人类文明发展的本真所在，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崇高文明理想与天下情怀。

三、人文经济学视域下进一步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进一步推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需要在要素激活、价值转化、动能积聚与空间塑造四个维度上协同发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一）要素激活：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

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呈现与应用拓展。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要积极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持续发挥文化要素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中的作用，将文化要素凝聚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第一，培育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新质劳动者，夯实文化新质生产力主体根基。劳动者是生产力生成中活跃的能动主体，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在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人的主体能力培育，弘扬人文精神，实现劳动者技能提升与文化素养培育的有机统一。要持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将人文关怀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以文化人。要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使劳动者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冲击下更具适应能力，坚守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要积极塑造敢于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传承发扬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要优化人才培养考核体系，鼓励甘坐“冷板凳”与“十年磨一剑”的长期探索精神，在“不骄不躁”的氛围中充分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为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第二，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要素深度融合，创新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范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演进，现代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流通方式和消费方式。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激发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动能，依托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对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创新性开发，进一步释放文化要素的生产活力。要将数字技术与文化消费相结合，丰富拓展多元文化消费场景，形成更多可消费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倒逼文化生产转型升级，形成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的高水平均衡。要创新人机协同的生产模式，探索将文化产品的创作者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创作者更加聚焦打磨文化产品中创意设计、人文内涵等独特内容。同时，也要警惕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坚守智能向善的理念，守好人文底线，确保数字技术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中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在文化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中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文化新质生产力重要载体。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催生先进生产力质态的重要基础，要着力构建适应人文经济发展的产业体系。要推动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强化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四链”融合，促进文化产业向数字化、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积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文化品牌，提升文化产业整体的创新力与竞争力。要构建文化产业集群，形成空间集聚效应，放大规模优势，凝聚发展协同合力。要创新产品供给的模式与样态，“聚焦于如何利用科技手段，为处于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水平特色文化产业集聚提供支撑”。[16]要推动文化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耦合，培育多元化的创新格局，构建促进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产业创新协作网络。

（二）价值转化：推动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机融合

人文经济的发展，是文化逻辑与经济逻辑的深度耦合，要在历史与现实、部分与整体的有机统一中推动文化资源向经济动能的转化；同时，以经济发展成果支撑文化建设与文明传承，实现经济与文化在实践中的双向赋能。

第一，在时间维度，树立大历史观，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推动传统文化赋能经济发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优秀特质，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要强化理论创新，积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智慧和治理思想，阐明学理、讲清道理，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传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提升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自主性，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勤俭、义利兼顾等传统智慧和价值观念，使其成为规范市场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与增强社会信任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要以现代经济发展成果为文化传承赓续提供物质保障。以资金、技术、人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挖掘提供物质支撑。例如，依托技术进步可以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播，将传统工艺、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遗迹等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一步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提升文化感染力与时代影响力。

第二，在空间维度，立足区域特色禀赋，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中实现差异化发展。一方面，深入挖掘区域文化特色，赋能区域经济发展。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各地文化资源特色鲜明，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文化风格，呈现融合互动的格局，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摒弃同质化发展路径，立足各地文化特色，因地制宜探索文化赋能经济的发展路径。要深入挖掘区域文化中的独特资源，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将其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以文化特色助推区域发展竞争力提升。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协同也能够推动区域文化的协同，以区域协调发展赋能文化均衡发展，缩小不同区域间的文化发展差距。要聚焦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鸿沟”问题，注重发展的普惠性。要加大对边疆地区、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等区域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倾斜力度，让经济发展成果和文化发展成果都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三）动能积聚：凝聚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协同动力

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要实现文化与经济的联动融合发展，在政策、转型、价值等多维度建构文化与经济协同发展的动力系统，凝聚“握指成拳”的发展动力。

第一，凝聚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协同动力。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中，要优化顶层设计，加强整体布局，从制度层面不断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形成稳定持续的政策支撑体系。在财政政策方面，探索设立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专项资金，支持一批示范项目建设。在税收政策方面，完善相关税收支持政策，对符合支持条件的中小微文化企业等主体实施税收优惠。探索实施专项补助政策，对部分领军文化企业和具有发展潜力的文化企业进行定向支持，对优质的独立创作者和企业推出专项资金奖励等政策。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树立鲜明发展导向，统筹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将文化发展纳入考核评价体系，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空心化”风险。

第二，凝聚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转型协同动力。在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要积极挖掘文化内涵，通过文化赋能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品牌辨识度。例如，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让游客在深度体验中感受在地文化魅力，激活传统文旅产业的发展活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中，要发挥先进文化对未来产业发展的引领、带动与塑造作用，坚守优秀文化内核，打造兼具技术优势与文化竞争力的产业新形态。同时，文化发展也要积极借力经济转型成果，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与传播效能，跟上时代转型步伐。

第三，凝聚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价值协同动力。在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文化与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公益性文化。要完善分类管理的制度，建立差异化的治理规则，防止文化市场的“内卷化”竞争。在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过程中，完善要素市场，培育多元主体，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在公益性文化领域，要强化政府引领，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尤其是要补齐基层文化短板，通过打造乡镇和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公益宣讲和公益演出等多元化手段，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落到实处。

（四）空间塑造：优化文化与经济互动的实践场域

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总是在具体的空间中展开。塑造文化与经济互动的空间场域，是推动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式。

第一，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城市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回应好人民群众对现代化生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要处理好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挖掘好、传承好本地传统文化特色，让城市留住文化记忆，让老城区在活化利用中焕发新活力，避免走向“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建设误区，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要建好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推动文化场馆、休闲街区等人文空间有机嵌入城市生活场景，为群众文化活动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多元载体，打造兼具经济活力与人文温度的现代城市。

第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和独特的乡土情怀，乡村越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就越能增强文化自信。”[17]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与内在动力，也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精神支撑。要充分挖掘和整合优秀乡土文化资源，科学修缮和全力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等乡村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好民间技艺、民俗活动、传统戏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积极挖掘传统乡村文化的时代价值，依托田园文化等特色场景，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丰富乡村振兴的增长点与支撑力。

第三，推动城乡融合联动。一方面，推动城市优质资源下沉乡村。通过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资源，进一步激活乡村文化资源价值，带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致富，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推动乡村优秀文化资源向城市延伸。依托乡村承载的中华农耕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城市文化供给，更好满足城市居民对自然休闲、文化体验的需求，拓展乡村文化的影响与价值。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构建城乡文化经济互补、优势共享的融合发展格局，缩小城乡文化经济发展差距，让城乡居民共享物质与文化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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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