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文明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根基，系统考察了文明的本质与演进动力，辩证分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内在冲突及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科学论证了共产主义文明诞生的可能性与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马克思文明思想的理论资源，领导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回应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思想指引与实践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坚守唯物史观立场，以整体性视野考察人类文明，并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确立为核心价值目标，实现了对马克思文明思想的继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将社会主义文明推至新的发展境界，为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崭新思路，实现了马克思文明思想在21世纪的创造性发展。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文明思想；中国式现代化；唯物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人民为中心，以坚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为整体性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中创造的崭新文明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与建设，在继承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文明思想的思想智慧，实现了守正创新。鉴于此，聚焦马克思文明思想的历史逻辑与主要内涵，深入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在“守正”前提下实现对马克思文明思想的赓续发展，辨析二者之间的继承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关系，以期深化对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为应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难题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一、马克思文明思想的主要内涵

马克思文明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文明研究领域的重要展开，为理解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文明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考察了文明的本质及其演进动力，辩证分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内在冲突及其历史暂时性，并阐述了“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出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一）科学界定了文明的本质与范畴

近代西方学者倾向于以理性决定论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认为文明的根本动力在于人本质中所固有的先验理性能力，并主张唯有不断完善理性方能推动文明进步。马克思则不同，他将文明范畴置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考察，对文明本质的界定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文明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指出，人同动物的区别在于“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这一历史过程说到底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锻造了人类文明。随着社会生产活动的展开，人们的精神活动同步产生与发展，推动文明不断进步，因而文明必然带有实践属性。其二，文明是一个整体性范畴。它涵盖人类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社会及自身所形成的一切积极成果，具体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发展进步状况。其中，作为人类首要实践活动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对文明各形态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三，文明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文明不是抽象的先验规定，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性的存在，其发展演变遵循客观的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将文明理解为人类客观实践所创造的物质、精神与制度成果在整体意义上的总和，其本质是实践性、整体性和历史社会性的统一。

（二）系统考察了文明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机制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基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视角，深刻揭示了文明演进的多层次动力系统。其一，社会基本矛盾是文明演进与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文明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有序上升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一个社会拥有什么样的生产力，便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文明进步。反之，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社会革命就在所难免，整个社会将实现质的飞跃，人类文明也得以向前推进。因此，对于社会历史形态更替动力的认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其二，科学技术是文明演进与发展的有力杠杆。科学技术作为一般生产力的具体形式，通过不断地创新与发明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一方面，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发展。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指出，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使资产阶级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助推了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世界历史”，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一体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共同体中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愈加密切，不仅保存了既往各民族物质生产实践的成果，而且在不同文明的相遇与相知中，精神生产也逐渐冲破民族和地域的片面性与狭隘性，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4]其三，人的需要是文明发展的原初动力。人的需要可以区分为实践需要和心理需要。一方面，马克思在剖析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时阐明，基于物质资料生产实践的需要，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熏染上文明的色彩。此外，物质技术的需要同样会产生物质技术的动力，正如“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向前推进”。[5]从这一层面出发，马克思把个人的现实需要（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看作是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人的心理需求也是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尤其是在私有制下，人的需要变异为贪欲，统治阶级对财富的强烈追求成为文明发展的“助推器”，社会生产技术在这一逐利过程中不断发展，使得文明要素在不同地域间得以传播，推动了文明整体的不断进步。

（三）辩证分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二重性

文明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既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线索，也是剖析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论生长点。在马克思的语境下，资本主义文明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与文化方面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果，改变了以往传统愚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打破了以往传统文明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得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成为现实。然而，资本主义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和自我否定性。其一，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使人的解放沦为泡影。资本逻辑统摄下的社会重视物而忽视人，劳动者被剥削和压迫，资产阶级的富足与无产者的贫困同时增长和积累，长期的不平等和异化导致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人与资本、人与人的关系处于无法克服的紧张和对立状态”。[6]其二，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7]马克思揭露了在西方资本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对本国劳动阶级的剥削、通过奴隶贸易和亚非拉殖民制度等野蛮方式，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是建立在对国内盘剥与对外殖民侵略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之路不可避免地带有战争、杀戮、殖民侵略的印记。其三，“文明过度”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为了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资本家们盲目扩大生产，榨取更多的利润。然而，工人被资本家剥削得越多，其日常消费力就越低，整个社会购买力也越低，最终导致生产相对过剩而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其四，片面追逐资本利润阻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以物质文明独大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各领域的平衡协调发展难以实现，物质利益的发展必须以其他领域文明的牺牲为代价，自然界也成为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发展的牺牲品。基于此，“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8]资本主义文明所表现出的矛盾困境及其负面效应决定了其存在与发展具有历史暂时性，必然会被新的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所取代。

（四）深刻揭示了文明发展的多元路径

马克思最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将率先凭借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优势以及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点，从而迎来更高层次的新文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谈论世界历史发展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时，用“四个从属于”，即“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揭示了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落后民族国家被动卷入世界历史，资产阶级凭借强大武力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他们的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文化，以便达到其主导目的。可见，这一时期，马克思更多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支配—从属”关系中来观察落后国家的文明发展道路。然而，到了晚年，马克思在对东西方革命形势以及俄国迈向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探讨与考察中，进一步反思与完善了文明发展规律与发展道路的辩证关系。作为文明演变“永恒的历史规律”，[10]人类文明形态的嬗变是从低级向高级、简单向复杂这样一个不断前进的发展过程。总体看来，马克思认为由于不同国家在价值观念、制度体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相同的文明发展规律在各民族的发展路径和呈现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他极力反对将其历史理论看作“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11]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在对俄国公社及其具体社会现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阐发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他认为，俄国有希望利用好农村公社的有利之处，通过借助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援助以及“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2]进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指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文明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各民族和国家对于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既要遵循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建立在自身实际的基础上，绝不能否认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这也为落后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文明思想的赓续与坚守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坚持以整体性视野观察人类文明方面与马克思文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在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上与马克思文明理论是高度一致的。

（一）哲学基础同出一源：基于唯物史观探讨文明问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文明思想的继承，首先且根本地体现为对唯物史观哲学基础的坚守。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方法，更是理解文明起源、文明动力、文明形态和未来走向的“锁钥”。脱离唯物史观的文明叙事，难免滑向抽象人道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误区。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时代表达，正在于它始终将唯物史观作为分析文明问题的根本方法。其一，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将文明形态的发展置于物质生产领域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抽象概念的空洞演绎，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厚植历史精神的实践成果，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路。改革开放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定型、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构成了文明新形态得以生成的物质基础。其二，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规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主线；通过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系统集成式改革，使得生产关系得到结构性改善，政治上层建筑实现创造性提升，观念上层建筑得到显著丰富。它们之间的矛盾互动，为文明演进注入了持续动力。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推动经济基础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调整，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又反过来塑造着物质生产的方式与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恰恰体现了对“决定作用与反作用”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更加强大的动力和制度保障。

（二）理论视野一脉相承：以整体性视野观察人类文明

以往的文明形态，在资本本性的驱使下以物质财富为根本追求，片面追逐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一定意义上，这种思维能够激发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加快技术的不断改革，促进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物质领域获得巨大发展。尽管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对于推动人类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巨大作用，但他们没有因此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绝对化。马克思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创造和延续人类文明的主体——人逐渐成为物化的客体，沦落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和手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缺陷，即物质利益的发展必须以其他领域文明的牺牲为代价，各领域的平衡协调发展难以实现，资本利润与生态保护、异化与个人主体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对抗日趋激烈。因而，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虚假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延续了整体性视野，虽然其形成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之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文明，但绝不意味着它只属于“中国范畴”。其一，相较于资本主义“单向度”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再将文明简化为物质财富的堆积，而是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维度，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物质文明为其他文明提供基础，政治文明保证发展方向，精神文明提供思想保证，社会文明体现公平正义，生态文明划定自然边界。五大文明不是外在的机械叠加，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有机体，推动着人类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进步。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并非只着眼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建设，而是面向人类社会这一整体，要回答的是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它以世界历史眼光关照当下，更着眼未来，倡导世界各地加强协商与合作，推动文明之间的多元发展。

（三）价值旨归高度一致：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人的发展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主线。”[13]只有将人的解放作为文明尺度，才能区分真正的进步与虚假的幻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程度考察文明的发展及其历史进程。三个阶段具体表现为：第一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第二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三形态是“自由个性”。资本主义文明虽打破了人身依附，却使个人深陷于对商品、货币、资本的“物的依赖性”之中。个人自由只是资本自由的前提，人的全面发展被置换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有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扬弃、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人才能真正摆脱对物的崇拜，实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这一终极理想，构成了马克思文明理论的价值指向。

人类文明新形态摒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追求，着眼于人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所创造的伟大历史性成就生动展现了党和国家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立场，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时刻警惕以“资本逻辑”驾驭“人本逻辑”以致侵犯人民利益的错误，坚持把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和最终利益的获得者。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精准把握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内涵：人民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扩展为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全方位的需求。为回应这一矛盾，我国在推动各领域的协调发展中，全方位地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系统安排，在持续增进人民福祉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文明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成果，赋予了我国现代化道路鲜明的文明特色与时代内涵，将社会主义文明推向了全新境界，为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新思路，实现了对马克思文明思想的当代发展。

（一）实践超越：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尽管马克思基于科学审思提出了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并未细致论述跨越后社会主义文明该如何巩固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内生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现实存在与发展的客观事实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科学应答。在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期，曾一度仿效苏联模式，但随后认识到它的局限，开启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坚守社会主义文明这一根本方向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正是以此为依托。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吸收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另一方面，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迈向新高度，依托二者有机结合，进一步激活中华文明内生动力，从而赋予了我国现代化道路鲜明的文明特色与时代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重大时代课题，科学总结历史经验，创造性地阐发了诸多前瞻性理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不同于资本逻辑主宰下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把控和运筹帷幄。同时，党中央以整体性文明发展思维统筹国内现代化建设与全球文明演进，跳出西方现代化单一文明范式的桎梏，将我国文明建设目标置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进程，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文明发展依附于资本逻辑”的固有认知。这既锚定了社会主义文明永续发展的内在方向，也为破解当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重塑全球文明发展格局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奋斗征程中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出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人民意愿、迎合人类期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提供了一条非西方文明的道路。

（二）范式创新：开辟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范式

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关系的现实，揭示了建立在剥削、压迫、不平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文明”。[14]因此，以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实现人类文明形态的根本变革，符合全人类发展的价值诉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走过五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历史性飞跃，其发展既谱写了壮丽篇章，也经历了曲折起伏。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一系列伟大成就拓展了人类文明样态的选择空间，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为后发国家探索文明进步方向提供了重要参照。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伟大成果。它既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鲜明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崭新文明以“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旨归，摒弃了以“工具主义—资本增殖”为核心、导致两极分化和对外扩张掠夺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始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变“资本本位”为“人民本位”，从而将社会主义文明推向了全新境界。不仅如此，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作为本质要求。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活力又驾驭资本逻辑，为文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政治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彰显了文明的主体性；在精神文明方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坚持“两个结合”，不断丰富人民精神境界；在社会领域，共同富裕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现了文明的公平向度；在生态领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通过协调推进“五大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社会全面进步，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片面畸形的弊端，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实现新的飞跃，也为世界各国探索发展道路和文明发展形态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实践启示。

（三）价值引领：提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新思路

在世界多元文明大发展的历史时期，究竟是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社会多元发展，还是刻意制造文化冲突破坏世界文明格局，是必须回答的关于“文明之问”的时代课题。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明底色，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破解“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西方中心主义迷思贡献了全新思路。它并非因植根于中国大地而盲目排斥西方文明，而是基于全人类视角理性看待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尊重各文明的自主性、独立性与多样性。[15]正是秉持这种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构建一种人类共同发展的文明交往新方式。它主张尊重各国在制度、经济水平、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倡导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对话包容取代对抗排他，推动各国遵循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理念既契合人类文明赓续发展的价值规律，也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倡导的国际交往理念高度一致。

在全球化纵深推进与文明多样性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天下情怀与国际视野，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深刻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征。基于对不同文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辩证把握，全球文明倡议肯定各文明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蕴含着平等互尊、和而不同的精神品格。它以破解文明“单一标准”为逻辑起点，以倡导文明“多元共生”的价值共识为理论归宿，致力于推动世界文明多样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发展。在此基础上，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倡导尊重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和治理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包容的文明秩序，并鼓励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各自的优势，保障了非西方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理应享有平等地位和同等权利，为构建新型文明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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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6.

[13]唐爱军.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02):27-34.

[15]陈雪雪.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走向及其最新图景[J].东岳论丛,2025,46(10):90-99.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