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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经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及优化路径

作者:蔡倩倩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数:68   发布日期:2026-9-28

摘  要  智能经济是以“数据+算力+算法”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范式。智能经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四重逻辑:从数据驱动到智能驱动,实现生产要素的转换重组;从效率提高到范式改造,实现作用范围的边界突破;从中心协同到自我组织,实现运行秩序的结构演化;从效率优先到人的发展,实现价值目标的终极升华。面对智能经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挑战,要协同推进技术攻关、要素市场化改革、就业保障和制度创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关键词  智能经济;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正由数字化阶段迈向智能化新阶段。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快培育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能经济新形态;2026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依托“数据+算力+算法”协同驱动,可自主感知、决策、迭代的新型经济范式。厘清智能经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旨在为抢抓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及实践支撑。

一、智能经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智能经济依托数据、算力、算法等协同赋能,通过生产要素、经济运行范式、组织机制与价值导向的转换,从生产力根基、产业发展空间、治理效能、发展价值归宿四个层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一)从数据驱动到智能驱动:生产要素的转换重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依托传统产业、壮大数字产业,支撑体量庞大的生产供给、满足民生需求,也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智能经济的根本性突破在于其驱动核心由静态的数据跃升为“数据+算力+算法”协同共生的动态智能能力,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对生产力提质增效、发展安全可控的双重要求。在新的驱动模式下,数据转化为持续迭代优化算法的动态劳动对象;算力逐步替代传统人力与机械力,成为支撑规模化生产、公共服务运行的核心动力引擎;算法跳出辅助工具范畴,升级为能够自主研判、动态优化的新型劳动资料。三者促使经济系统运行从人主机辅转向人机协同。

(二)从效率提高到范式转换:作用范围的边界突破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协同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智能经济对经济运行范式进行改造,与中国式现代化全域统筹的战略要求高度契合。一是转换生产方式。依托大模型、具身智能,智能经济推动传统标准化批量生产向柔性、个性化智能制造转型,以智能种植、智慧养殖改造传统农业,补齐乡村产业短板,缩小城乡产业发展差距。二是打破产业壁垒。依托“人工智能+”模式,催生“智能制造+服务”“智慧农业+乡村文旅”等跨界融合新业态,培育特色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破解部分区域产业结构单一、增长动能不足的现实困境。三是完善市场竞争规则。智能经济的竞争重心转向数据、算法、算力等可跨区域流通的新型智能要素,各地区可依托本地特色数据资源、算力基础设施,打造竞争优势,缓解资源单向集聚的失衡问题。总体而言,范式转换并非单纯的效率提升,而是重塑产业空间布局,创造适配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增量空间。

(三)从中心协同到自我组织:运行秩序的结构演化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充分释放各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也要持续维护发展公平、强化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智能经济推动企业组织形态由“他组织”模式向“自组织”模式转变,[1]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智能经济依托智能体、分布式算力和智能交互技术,赋予生产设备、经营单元、能源节点独立决策、自主协作能力,形成去中心化“自组织”生态,精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多元治理目标。一是充分释放中小微市场主体活力。各类经营单元无需依托顶层平台统一调配,依托本地数据完成供需对接、产业协作,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活各主体创新潜力。二是优化市场收益分配格局。打破单一平台对数据、流量、规则的垄断,市场主体可按照自身数据、算力贡献参与价值分配,夯实利益共享的产业发展基础。三是强化经济抗风险能力。分布式“自组织”体系面对外部波动、风险时可自主调整分工,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平稳运行。总之,这一组织秩序演化兼顾市场创新活力、分配公平、宏观经济安全三重目标,深度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

(四)从效率优先到人的发展:价值目标的根本升华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立场,这与西方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单纯追求经济增速,而是统筹推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民生持续改善、个体全面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等多元价值目标。智能经济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效率优先原则之上,并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价值追求,使技术进步服务于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内核。一方面,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为理解机器在劳动实践中的地位及作用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2]智能机器承接大量重复性、高强度物质生产劳动,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拓展人民群众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智能经济“通过打造增长引擎夯实物质根基、重塑职业结构拓宽发展通道、赋能民生领域提升服务质效”。[3]智能经济完成发展目标的本质升华,印证了智能经济是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能与重要支撑。

二、智能经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我国智能经济发展处于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第一梯队”。但是,智能经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制约智能经济赋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效能。

(一)核心技术存在短板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掌握关键领域发展主动权。近年来,我国整体科技创新实力稳步提升,但在高性能人工智能芯片、先进制程工艺以及基础软件等核心技术方面,仍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从算力布局看,我国资源分布呈现不平衡现象。“东数西算”工程虽已布局实施,但“如何全面落地,如何有效整合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服务效率成为重要问题”。[4]同时,大型科技企业凭借自身资源可形成算力优势,而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算力获取门槛高、成本大的问题,易导致新的“智能鸿沟”。技术上的短板与算力分配上的不均形成双重约束,难以形成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安全、稳定的智能产业底座,产业发展主动权面临外部风险制约。

(二)要素市场机制滞后

规范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是激活智能经济发展动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数据产权界定依然存在现实困境。数据本身具有无限性、易复制性等特点,现有法律多从信息安全、隐私保护等层面加以规范,但对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所涉及的产权问题缺乏清晰规定,由此形成数据不能用、不敢用、不愿用的困境。同时,数据收益分配格局存在缺陷。在既有制度下,数据要素产生的经济价值多集中于平台企业,而广大直接贡献内容和数据的生产者,却难以公平参与价值分配。此外,区域和群体间的“智能鸿沟”客观存在。人工智能相关就业岗位高度集中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西部地区岗位供给明显不足。这种资源分布的差异化格局,使先发地区依托智能经济持续巩固竞争优势,后发地区发展空间受限,制约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与持续升级。

(三)结构性就业风险尚存

稳定且包容的就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基石。智能经济依托自动化设备、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职业变迁,其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化等问题,会逐步向民生和社会治理领域传导,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不稳定因素。当前,劳动者技能提升速度滞后于岗位迭代速度,部分群体面临技能不匹配、再就业门槛抬高等现实困境,劳动力市场供需两端的错位问题日益突出。若缺乏配套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托底等制度安排,群体间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抑制居民消费能力和社会内需活力的释放。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会进一步制约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削弱智能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效能,不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在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稳步推进。

(四)制度建设相对落后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警示,缺少合理制度安排时,生产力发展难以自动实现人的解放,反而会强化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在智能经济领域,这一洞见依然具有现实指向性。从治理层面来看,新技术刚出现时管理无效、成熟后管理无力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日益凸显。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迭代周期大幅缩短,新应用、新业态层出不穷,但配套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从起草到落地周期漫长。从具体问题来看,算法与伦理的冲突正在冲击社会信任基础。深度学习模型结构复杂,算法“黑箱”导致决策不透明。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知识产权和伦理争议。人工智能生成的“复活”视频、换脸侵权等事件引发社会对技术应用边界的热议。从制度调适能力来看,现有治理体系面临适应性难题。面向智能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前瞻性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不仅制约产业升级,还掣肘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公平治理协同共进,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的总要求尚有差距。

三、智能经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化路径

智能经济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源泉。要从技术攻关、要素市场化改革、就业保障与制度创新四个维度协同发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一)突破核心技术瓶颈

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智能基础设施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链安全、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支撑。必须加快提升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能力,推进智能技术自主布局,夯实生产力根基,缩小区域算力差距。在芯片领域,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落地人工智能芯片专项研发计划,鼓励类脑智能技术加快发展,探索差异化突围路径。强化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与制造企业协同攻关,形成从设计到制造的本土化闭环。在算力基础设施领域,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持续完善算力资源共享与交易机制,降低中小企业、欠发达地区的算力使用成本,遏制“智能鸿沟”的扩大。在基础软件领域,推动国产深度学习框架全面融入高校教学和科研体系,从人才培育源头夯实自主技术生态根基,依托产学研协作,推动自主智算芯片与国产深度学习框架的适配优化。构建安全稳定的智能经济底层支撑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二)改革数据要素市场

健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有利于激活智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优化要素收益分配格局,进而全方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在产业提质、区域协同等方面的要求。在数据确权环节,对数据权益进行多维度解构,依据数据来源、加工深度、应用场景等因素,对数据权益进行动态配置。在收益分配环节,积极培育数据经纪、数据信托、数据交易所等中介服务主体,探索构建数据定价与收益分享机制。试点“数据收益分成”模式,依据数据在产业价值创造中的实际贡献,为数据供给方提供相应收益。针对平台企业与用户之间收益分配失衡的问题,探索构建数据收益二次分配机制,依托税收调节等手段,让智能经济红利公平惠及广大用户和生产者。在缩小“智能鸿沟”方面,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向中西部和乡村地区延伸。通过财政补贴、产业扶持基金等方式,助力欠发达地区布局智算节点、培育本地化智能应用场景。

(三)健全就业保障体系

就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平稳有序推进的重要前提。在就业风险防控方面,要科学评估不同职业在智能化转型中的就业风险暴露梯度,设立智能化转型专项扶持基金,加快建立智能经济对就业影响的动态监测系统。针对高风险领域的工作人员,提前开展转岗指导与技能培训,推动就业保障从事后帮扶向事前预防转变。在技能培育方面,要优化现有教育培训体系。普通中小学教育要将数据素养与人机协作能力等内容纳入常规课程体系,培养学生适应智能社会的能力;高等教育侧重跨学科育人,重点培育可与智能系统高效协同的复合型人才。职业教育要贴合产业转型趋势,动态调整专业结构,增设人工智能应用、数据分析和智能设备维护等新兴技术领域专业。

(四)完善敏捷治理体系

在智能技术快速迭代背景下,要实现从被动应对向敏捷治理范式转换,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治理能力根基。在治理理念上,要构建“感知—决策—执行—反馈”敏捷治理动态闭环。同时,建立政府、企业、学界、公众等多方参与的平台,使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在治理机制上,要健全算法安全评估、常态化算法审计等制度,规范高风险算法应用,保障算法决策全程可追溯。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的标识管理等制度,遏制虚假信息传播扩散,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新业态发展预留试错空间。在制度协同上,横向建立跨部门统一协调机制,纵向厘清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一体化治理格局。同时,在人工智能伦理、跨境数据流动、算法治理等领域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兼具活力与秩序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李海舰,李燕.对经济新形态的认识:微观经济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159-177.

[2]徐源.马克思“机器论片段”视域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地方性治理[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5):145-153.

[3]刘诚.智能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推进策略[J].改革,2026(03):90-102.

[4]孙德尔,谷国锋.我国算力经济发展前景、挑战与对策[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03):132-139.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方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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