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养老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智慧养老逐渐呈现出工具理性主导与价值理性弱化并存的结构性张力。效率优化与权力扩张的技术逻辑、成本控制与规模效益的经济逻辑以及公共服务绩效导向的行政逻辑相互叠加，共同推动了“工具理性”在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在此影响下，智慧养老出现多维度偏离：技术接入层面的适老化不足与使用门槛，服务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与情感需求张力，服务效果层面的系统割裂与支持能力弱化以及伦理层面的技术监测强化与自主尊严冲突。基于此，推动智慧养老的健康发展，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在理念层面由技术赋能走向意义共构，在实践层面由数据运维走向人机协同，在系统层面由封闭系统走向韧性生态，从而推动价值理性在智慧养老实践中的深度嵌入。

关键词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智慧养老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现实层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结构性挑战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3233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36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9％。与此同时，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化趋势加剧，传统养老模式面临服务资源短缺、供需错配的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嵌入养老服务实践，推动形成以数字技术实现多元主体协同与养老资源优化配置为特征的智慧养老模式，[1]并在资源整合与服务效率提升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

然而，现实运行未能完全兑现“技术向善”的积极效果，智能设备与信息平台虽在部分场景提升了风险识别与响应效率，却也在实践中引发诸多新问题：操作复杂导致设备闲置、安全监测引发隐私焦虑、标准化服务难以匹配老年人情感需求与个性化诉求等现象，这深刻揭示了实践中技术逻辑与服务价值的内在张力。这一张力可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视角加以理解。前者以效率和效果最大化为导向，后者关注行动的意义与价值。[2]在智慧养老实践中，工具理性依托技术嵌入不断强化，虽提升了服务效率，却也可能将复杂需求简化为数据与流程，进而弱化老年人的主体体验与情感维度，形成“工具理性偏向”。对此，亟须深入探讨“工具理性偏向”的生成逻辑及其表现，并从理念、操作与系统层面提出价值理性嵌入的调适路径，对化解技术与人文的内在张力、推动智慧养老回归人本本质具有现实意义。

一、生成逻辑：工具理性偏向的复合动因

智慧养老实践中呈现的种种困境，本质是“工具理性偏向” 的结构性外化。这一偏向并非偶然，而是技术、市场与行政三重逻辑在实践场域中相互作用、彼此强化的系统性结果。对困境的深层把握，有必要从其背后的结构性动因入手，分析不同逻辑在实践层面的运行方式及其叠加效应。

（一）技术逻辑：效率优化与权力扩张

从技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来看，技术并非价值中立的工具，其运行方式深刻影响着实践的基本走向。工具理性强调标准化、可计算性和效率最大化。这一逻辑使技术系统从辅助性工具逐步演变为重塑养老实践的主导性力量。

首先，技术的效率优势使其在养老领域获得广泛认可。相较于传统养老模式在人力成本、响应速度、覆盖范围等方面的现实约束，技术系统能够实现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持续监测、对异常风险的实时预警以及对服务资源的统筹调度。这种效能使技术系统迅速赢得决策者、服务提供者乃至老年人家庭的信任与采纳。其次，对效率的过度追求使技术逐渐超出了单纯工具的范畴，形成更具支配性的影响力。随着技术体系深度融入养老服务实际运行过程，其凸显的效率优势会不断强化实践主体对技术的依赖。无论是风险识别依赖系统自动预警、服务供给依赖平台统一派单，还是健康评估依赖数据采集与分析，都意味着技术不再是被动使用的手段，而是反向作用于服务的组织模式与评价体系，效率也随之成为衡量服务质量的核心标准。最后，技术的先进性为其扩张提供了正当性论证的同时，也遮蔽了其潜在的社会风险。在现代社会认知中，技术先进与科学、进步、现代化等价值高度绑定，这使技术系统的引入具备天然合法性。当智慧养老项目被赋予高科技、智能化标签后，其合理性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认，而技术潜在的负面效应却常被忽视。社会对技术先进性的普遍推崇，使得技术逻辑在缺乏充分批判的情况下不断扩张与强化。

（二）市场逻辑：经济理性与规模效益

技术一旦进入市场领域，便不再仅仅是满足需求的手段，而是被纳入经济理性的框架之中。市场逻辑的核心在于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这一逻辑深刻地塑造着智慧养老技术的研发方向与产品形态。

在市场实践中，企业以可复制性和规模效益为主要目标，这一目标要求产品和服务尽可能标准化。在此目标驱动下，成本较高的个性化与在地化方案往往被边缘化，技术方案的设计更倾向于适配普适性场景而非回应复杂多元的个体需求。一方面，这并非企业忽视老年群体需求，而是经济理性下的必然选择。对规模效益的追求决定了特定的技术研发路径。当“可复制性”成为技术评估的核心指标时，研发资源便流向那些能够满足“大多数用户”共性需求的功能模块，而那些面向特定人群、特定场景的精细化设计则因投入产出比偏低而被搁置。这种研发取向使得智慧养老产品在功能上日益趋同。例如，心率监测、跌倒预警、紧急呼叫成为标配，而关乎情感陪伴、文化偏好、生活习惯适配的个性化功能则长期处于技术创新的边缘地带。另一方面，平台竞争进一步强化了系统的封闭性倾向。企业倾向于搭建封闭自洽的技术系统或服务平台，从而形成数据闭环以增强用户粘性。这种基于市场竞争逻辑的封闭化运作在技术架构层面形成了系统边界清晰、内部数据可控的治理模式。当每一家企业都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技术壁垒时，智慧养老领域的整体生态便呈现出碎片化、割裂化的特征。这种以效率、收益与可控性为核心的市场取向，进一步巩固并强化了智慧养老发展中的工具理性导向。

（三）行政逻辑：公共服务与绩效偏好

在行政系统中，政府的核心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回应民生需求。然而，行政主体在履行这一职责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特定的制度约束与激励结构。一方面，现行治理体系所形成的激励结构深刻影响着智慧养老的实践走向。“项目制”治理模式与绩效评估机制客观上对可量化成果形成了较强偏好。[3]硬件投入数量、平台覆盖率、用户注册量等易于统计和展示的指标被纳入考核范畴。而服务体验、老人尊严、情感满足等价值维度因缺乏成熟的评估标准，在现行制度框架下难以获得同等程度的关注和资源投入。这种制度安排使得基层执行主体在推进智慧养老项目时自然地倾向于将资源集中于可见度高的建设内容，技术系统的规划和运行也因此更多地服务于治理绩效的可视化呈现。这一行为取向并非源于对公共服务价值的忽视，而是行动主体在既有考核评价体系下，为应对制度约束所采取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这种理性选择之所以能够持续运作并获得广泛认可，离不开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双重支撑。在制度层面，当前智慧养老领域仍处于政策先行、标准滞后的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统一强制性的产品适老化设计国家标准，也缺乏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专项法规，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同样不够清晰。这种制度供给的不足，使得企业在研发和运营中拥有较大自由裁量空间。那些易于量化、便于展示的指标便自然地成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在文化层面，“技术万能论”的思潮让部分决策者、服务提供者乃至家属迷信技术能够解决所有养老难题，从而忽视了对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风险、社会隔离以及情感淡漠等负面效应的批判性反思。[4]在这种观念氛围中，行政主体将资源投向技术系统，不仅能获得考核体系的认可，还能得到社会舆论的正面评价。制度的模糊性与观念的偏向相互交织，共同为行政逻辑的效率偏好提供了深层的支撑，进一步强化了智慧养老发展中的“工具理性偏向”。

二、价值偏离：工具理性偏向的多维呈现

智慧养老以技术赋能维护老年人的安全、尊严与生活自主性为初衷，但其实践中却显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偏向”。这种偏向以效率逻辑过度扩张为特征，造成技术手段凌驾于养老人文目的之上，弱化养老服务的价值底色。该偏向最终外化为服务接入、过程体验、服务效果与伦理价值四维度的现实困境。

（一）接入偏离：适老不足与多重门槛的梗阻

在智慧养老的实际推进过程中，部分老年人在服务接入阶段即面临明显障碍。相关技术和产品在具体使用中，往往呈现出操作复杂、理解成本高以及使用体验不稳定等特征，直接影响了老年人对服务的接受与持续使用。

从设备设计层面来看，当前不少智能养老产品的实际应用效果与预期存在明显差距。部分智能穿戴设备虽集成了心率监测、紧急呼叫等实用功能，但普遍存在续航不足、预警误报率偏高的问题，部分产品材质还易引发皮肤不适，致使实际使用率偏低。在认知与经济层面，这种接入偏离进一步被放大。调研显示，85％以上的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仅停留在听说层面，对具体功能与操作流程缺乏清晰了解。同时，经济层面的排斥更为显著，老年人的退休金大多优先用于医疗保障与日常饮食开销，对于价格超过千元的健康监测仪等非刚需智能设备，普遍缺乏购买意愿。这使得智慧养老在服务接入阶段即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在实际使用中，一些老年人因需要频繁充电或反复校准而放弃佩戴。指纹门锁、智能助听设备等也常因识别成功率低、操作反馈不明确等原因被大量闲置。当设备功能高度集成、操作路径较长时，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操作失误或产生畏难情绪，从而中止使用。

（二）过程偏离：程序正义与情感需求的异化

在智慧养老服务进入实际运行阶段后，部分问题不再体现为是否“接入”，而是集中表现于服务过程本身。养老照护在诸多场景中日益显现出程序化与流程化的趋向，直接影响了老年人在服务互动中的情感体验。

在健康监测与应急响应场景中，这一问题尤为明显。上海某养老机构引入生命体征监测系统后，系统在异常指标识别和信息传输方面的效率明显提高。然而，该系统主要依据预设的健康参数进行判断。当老人因孤独、焦虑频繁按下呼叫键时，却因不属于健康类数据范畴无法触发响应。与此同时，护理人员对数据提示的依赖，也导致其对老人情感诉求的主动关注趋于弱化。机械监测再精准也不及护工一句问候暖心，凸显情感关怀在养老服务中的不可替代性。冰冷的机器既难以让老年群体感知到亲属间的真挚情感，还可能造成代际孝养互动趋于疏离，使传统孝道实践出现明显弱化。在服务供给方式上，标准化流程同样限制了服务的灵活性。多地智慧社区推广的“一键呼叫”平台，通常将服务内容预设为维修、送餐、就医等固定选项。当老年人提出陪伴聊天、协助购买生活用品等需求时，系统往往无法直接匹配，只能转接人工客服，且等待时间较长。部分老年人因此感到操作繁琐，甚至放弃使用相关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养老服务的互动方式发生变化。面对面的交流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屏幕、数据和指令完成的服务响应。对部分老年人而言，这种变化在便利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交流减少和情感疏离的感受，服务过程逐渐呈现出“有响应、少互动”的特征。

(三）效果偏离：系统割裂与老年支持的消解

随着智慧养老平台逐步形成系统化、平台化的服务结构，其运行层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割裂状态，这种割裂直接影响整体服务效果。从数据整合情况看，健康监测、社区服务和物业管理等系统互不连通，服务链条在关键环节频繁中断。例如，在上海市某区的智慧养老试点中，智能水表可监测独居老人异常用水情况，但预警信息无法直达街道“一网统管”平台，需经人工层层转达，紧急响应效率严重受限，形成了“技术管监测、人工管跑腿”的被动局面。[5]在社区服务层面，系统割裂也影响了服务的精准性。由于信息难以跨平台共享，社区在组织文化活动或关怀服务时，无法全面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兴趣偏好，导致服务内容与实际需求存在偏差。同时，技术系统的广泛运用也改变了社区内部的互动方式。在南京市J区“智慧养老”实践中，老年人在门卫室问路、公共空间偶遇闲聊的频率大幅下降，原本作为社区信息枢纽与情感纽带的线下节点功能持续弱化，依赖地缘关系建立社会支持的老年人孤立感加剧，社会疏离问题日益突出。[6]

（四）伦理偏离：监控强化与自主尊严的张力

智慧养老实践中，居家养老场景引入的视频监控、生命体征雷达和定位设备等安全保障技术，在提升应急响应能力、强化安全保障的同时，也改变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环境，带来诸多困境。部分老年人在持续监测状态下，居家空间的私密感有所减弱。日常起居、夜间活动等个人生活行为被系统记录，生活节奏受到影响；相关设备还会通过行为轨迹分析推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原本属于个人生活范畴的细节被转化为数据记录，导致老年人对自身相关信息的掌控感下降。在服务决策层面，部分智慧养老系统通过算法模型生成照护方案，进一步剥夺老年人的个体选择权，这种标准化模式往往难以兼顾个体在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与主观偏好上的差异。长期处于此类系统中，部分老年人逐渐产生“被安排”的感受，对服务内容与方式的参与程度日益减少。这使得智慧养老技术在增强安全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隐私侵蚀、自主性下降等现实问题，呈现出安全与自由、便利与约束并存的复杂伦理张力。

三、回归调适：价值理性回归的层级路径

超越工具理性、推动价值理性回归，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养老的应然与必然，也是破解智慧养老“工具理性偏向”的关键。为化解效率逻辑主导衍生的接入排斥、情感疏离、生态割裂与伦理隐忧等困境，要从理念、操作、系统三层阐述价值理性深度嵌入、推动智慧养老向 “以人为本、技术向善”转型的实践路径。

（一）理念层嵌入：从技术赋能到意义共构

价值理性的回归，在理念层面体现为技术指导思想的重构，即由以技术为本的赋能逻辑，转向以老年人为本的意义共构逻辑。当前许多智慧养老产品面临“叫好不叫座”的窘境，核心是其设计初衷聚焦于可提供的技术而非老年人的真实生活需求。[7]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已从生存型物质供给进阶至发展型价值追寻——归属感、尊重感乃至自我实现正成为衡量养老品质的核心尺度。然而，工程师思维主导的技术赋能范式仍将老年人预设为被动接受者，其丰富的生活世界被简化为可量化的生理指标。这不仅削弱了老年人的主体性与情感维度，更在技术逻辑的自我强化中加剧了银发数字鸿沟。

实现从技术赋能到意义共构的转向需将“价值敏感性设计”原则从前沿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方法论约束。其核心在于：尊严、自主、隐私、公平等道德价值不应是技术应用的外在补充，而须作为内生性约束要件，在需求定义、原型开发、测试评估的全周期中与功能、性能指标获得同等考量。这意味着，技术产品的“可行性”与“正当性”必须同步建构。具体来说，参与式设计是实现意义共构的关键机制。通过引入老年人、家庭成员、一线照护者、伦理学者与工程技术人员等多元主体，通过深度访谈、情境模拟等方法，将老年人的生活经验与价值诉求转化为技术设计的正向约束。这一过程并非单向的需求采集，而是多元主体在技术生成过程中的协商与整合，使技术由工程师主导的输出转向共创结果的形成。例如，智能助行器的价值不仅在于精准的防跌倒算法，更在于外观体面度、对老人生活习惯的契合度以及能提升老人外出社交的信心。[8]这种意义共构让技术产品摆脱冰冷工具属性，成为承载尊重与关怀、能与老人生命故事产生共鸣的意义客体，从源头上规避技术暴力以实现真正的价值理性回归。

（二）操作层嵌入：从数据运维到人机协治

在具体实践中，对老年人的关怀不能只依赖数据和流程，而需对现有服务方式进行整体反思与重塑，改变过去主要靠屏幕数字安排服务的模式，转向更重视人与人互动、技术与照护相互配合的服务模式。当前，不少智慧养老项目易将复杂照护过程简化为看板上的指标和系统派发的任务，这种以数据和技术为中心的操作思维会让服务变得机械，失去应有的温度与灵活度，本应辅助人的技术反而可能让人被流程束缚，忽略每位老人真实而细微的需要。

实现从数据运维到人机协治的转向，需将“人机边界重构”原则从理念倡导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性安排。明确人机边界实现优势互补，判断权、决策权与情感沟通权必须归属于人，而监测、预警与重复性劳动应让渡于技术。[9]这意味着，技术服务于人而非替代人。运行层面，构建“数据预警—人工研判—人性化响应”的闭环是实现人机协治的核心机制。以智能床垫离床监测为例，系统识别异常离床后，不触发刺耳警报，而是将信息推送至熟悉老人起居习惯的护理员终端，由护理员通过视频对讲温和确认后再决定是否介入。这一流程并非简单的技术优化，而是将最终决策权保留于具备共情能力的人手中。让养老服务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不失应有的温度与灵活性，有效规避算法至上引发的责任模糊与情感疏离。[10]

（三）系统层嵌入：从封闭系统到韧性生态

价值理性的可持续生长最终依赖于开放、互联、多元共生的宏观系统环境，而当前智慧养老领域平台林立、数据孤岛的封闭系统现状既造成资源浪费又因系统脆弱性难以应对复杂挑战，阻碍价值理性的广泛实现。[11]

实现从封闭平台到韧性生态的转向，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主体协同共生。智慧养老系统的优势不应仅体现为单体平台的运行效率，而应体现为整个生态对多元主体、多样需求与未来变化的包容适应能力。一方面，强化顶层设计，由政府牵头制定统一的行业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破除数据壁垒，搭建区域性智慧养老数据共享平台，推动合规服务商便捷接入，让数据围绕老年需求流动而非被封闭锁定。另一方面，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四维协同治理共同体，明确各方职责：政府负责规则制定、监管与兜底保障；企业提供优质创新服务；社区与社会组织承担线下服务与情感支持；家庭作为情感核心与决策主体。各主体可互相补位，保障服务连续性。开放多元的架构赋予系统抗冲击与自我演进能力，能持续吸纳新理念与新技术，形成富有人文关怀的智慧养老良性生态。

伴随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推进，如何统筹技术增效与人文服务价值，是当前智慧养老高质量发展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框架，剖析智慧养老实践偏差的生成机理发现，智慧养老存在的重效率、轻人文的“工具理性偏向”，并非单纯技术迭代所致，而是技术、市场与行政三重逻辑耦合作用的结果。技术标准化的固有属性、市场规模效益的逐利导向、基层量化考核的治理诉求，共同推动技术应用脱离人本导向，引发养老服务的价值偏移。因此，智慧养老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单纯依赖技术设备的更新迭代，而在于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平衡。只有始终立足老年人尊严、自主与生活福祉的核心需求，从意义共构、人机协治、韧性生态多维度推进价值理性的深层嵌入，才能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养老提质，转化为老年人可感可及的服务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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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旭红,何瑞,吴朵.双向赋能: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银发鸿沟”的破解之道:基于南京市J区“智慧养老”实践案例的研究[J].电子政务,2022(05):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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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洋阳,黄建洪.数字技术嵌入虚拟养老的功能偏差及其矫治[J].探索,2023(04):127-137.

[9]董建坤,王红妹,邢以群,等.价值共创与技术创新:卫生健康数字化转型中公平问题何以化解:基于医保码适老化案例的分析[J].电子政务,2025(10):87-99.

[10]谭九生,杨建武.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风险及其协同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9(10):44-50.

[11]吴雪.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态势、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华东经济管理,2021,35(07):1-9.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有效性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编号24GLC0480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基于公平可及的县域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保障研究”（编号300102233503）的阶段性成果。

（常莉系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张倩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