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新大众文艺作为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在新主体培育、新技术运用和新评价方式等方面对乡村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主体参与层面的壁垒、内容供需关系和品质失衡、价值导向层面的偏移等问题，成为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堵点。因此，亟须通过强化主体培育，构建乡村全民文艺共创机制破解主体之困；深挖乡土资源，提升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质量应对内容之失；锚定主流导向，发挥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引领效能纠正价值之偏。

关键词  新大众文艺；乡村文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1]在互联网、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新大众文艺已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要求，推进“文艺赋美乡村”，丰富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3]这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新出路。新大众文艺依托数字技术降低了文艺创作的门槛，突破了传统文艺的传播局限，已成为我国乡村地区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形态与载体。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学界主要聚焦于新大众文艺的概念辨析、生成背景以及发展策略等宏观维度的分析和理论阐释，而从乡村文化建设角度探究新大众文艺赋能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通过考察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机理，探究目前我国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以期丰富对新大众文艺和乡村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和对策建议。

一、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机理

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在文化生产体系、文化传播格局和文化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需求，与新大众文艺的新主体、新技术、新评价方式赋能机制高度契合。新大众文艺以新创作主体重塑乡村文化生产体系，依托新技术应用变革乡村文化传播格局，立足新评价方式驱动乡村文化转型升级，有助于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

（一）以新主体培育为依托，重塑乡村文化生产体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艺的创作主体正经历从少数人向多数人的转变。传统大众文艺的乡村创作体系主要由乡村文化专干、民间艺人、文化经纪人等专业人员构成，普通大众基本被排除在创作体系之外。[4]广大农村群众自身的文化创造力难以得到充分激发。进入新时代，新大众文艺依托轻量化数字工具与开放式网络平台，打破了专业文艺从业者对文艺生产的垄断，为普通群众参与文艺创作提供了均等化、常态化的路径，推动人民群众在观念层面逐步破除了大众文艺领域的精英思维。以此为基础，农村群众摆脱了被动的受众身份，实现了从旁观者、接收者向创作者、传播者的身份转型。新大众文艺实现了文艺创作主体的革命性变革，以新主体培育重塑了乡村文化生产体系。农村群众围绕自身的生产生活、乡土记忆进行文艺创作，让乡村文化生产真正扎根于乡村本土生活。同时，返乡创业青年、驻村干部等新群体也借助新媒体平台，积极融入乡村文化创作队伍，持续丰富乡村文化创作的主体构成，推动形成专业创作者与本土群众双向互动、协同创作的新格局，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二）以新技术运用为抓手，变革乡村文化传播格局

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5]新技术的运用会引发很多领域的深刻变革。新大众文艺的新技术运用突破了传统文艺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受众两个角度深刻改变了乡村文化的传播格局。

从传播方式看，新技术运用有助于拓宽传播途径、提升传播效果。传统乡村文化传播媒介主要有横幅、宣传画、展演等形式。在互联网时代，这些陈旧形式难以吸引乡村居民的文化兴趣。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方式能够以轻量化、便捷化的形式迅速触达村民生活之中，突破了传统文艺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这些传播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网络直播、图文与自媒体专栏、云端展厅与线上展演等。与此同时，我国乡村地区已经基本具备了新传播媒介的推广条件。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14亿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9.5％。[6]目前，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100％。在此基础上，新大众文艺能够改变传统的乡村文化传播形式，通过新传播媒介打破乡村文化传播的时空局限、地域局限和身份局限，让乡村文化传播摆脱单一形式的束缚，提升乡村文化的传播力、覆盖面和影响力。

从传播受众角度看，新技术运用能够关照个体差异，细分受众群体，保障村民的媒介接近权。一方面，关照个体差异。社会分化论认为，受众可以根据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经济收入等人口学意义上的相似而组成不同的社会群体。[7]乡村地区不同的社会群体也有不同的文艺接受程度。面对这一情况，新大众文艺通过算法推荐等技术，针对不同群众的文艺偏好和文化接受程度，有选择地推荐合适的作品，实现了从传统的覆盖性传播向精准化传播的转变。另一方面，保障村民的媒介接近权。媒介接近权是指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权利。在新技术运用下，乡村居民不仅是作为传播末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传播前端的传播者。这一改变冲击了传统乡村文艺传播格局，完成了由官方传播向大众传播的转变，真正保障了包括乡村居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群众的媒介接近权。

（三）以新评价方式为指向，驱动乡村文化转型升级

与传统文艺评价标准不同，新大众文艺的评价方式强调过程性评价和全局性评价，以此为契机推动乡村文化整体实现转型升级。

新大众文艺的过程性评价要求乡村文化发展更具动态性。过程性评价重在对新大众文艺作品创作动机、生成脉络与受众体验历程的全链条考察，而非以成品绩效为唯一判准。新大众文艺的评价体系，突破了传统唯作品论，建立起多维动态的评价标准。这对乡村文艺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过程性评价方式推动文艺创作由“结果导向”向“过程驱动”转变。结果导向的文艺创作易陷入两重误区：或为求量而粗疏，或为逐质而因袭。新大众文艺的过程性评价则实现重心转移，从“做了什么”转向“如何做”。在人人皆可创作的当下，创作过程本身往往成为受众评判的核心维度。另一方面，过程性体验成为乡村文化创作与发展的新追求。传统结果导向型文艺作品更多追求最终成效，而对受众的全面体验有所忽视。与之相对，新大众文艺依托“直播”等多元技术，通过沉浸式、体验式交互机制向受众供给过程性体验，改写了文艺创作的过程样态。

新大众文艺的全局性评价要求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包含并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8]新大众文艺的全局性评价要求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化不仅承载村民的精神追求，也应在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等领域发挥作用。例如，湖南凤凰县东子山村动员村民从被拍摄者变为新大众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将手机变成“新农具”，通过“流动美术馆”等形式将公共艺术作品融入田间地头，成功走出了一条文化赋能、产业增效、村民增收的特色振兴路。[9]可见，新大众文艺在乡村发展中的价值早已不再局限于文化领域，其全局性评价拓展了文艺的功能与价值，推动乡村文艺从单一文化领域向乡村社会发展各领域延伸，为乡村文化振兴乃至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二、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堵点

新大众文艺大量涌入乡村之际，现实问题也随之浮现，这集中体现为主体参与壁垒、内容供需错位与品质失衡、价值导向偏移等。

（一）主体之困：认知缺位与能力短板筑起参与壁垒

当前，我国乡村新大众文艺主体培育存在主体认知缺位和数字化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之困”。一方面，认知偏差是主体参与意愿不强的根源。数据显示，新文艺群体在规模上已蔚然成势。以网络文学为例，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作者规模达3269.4万人，较2024年新增149.6万人，作者所在行业覆盖57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10]这反映了创作供给侧的专业化与组织化趋势。然而，普通民众在新大众文艺中的主体性创作力量仍未形成规模。以“素人写作”为典型，截至2024年10月，番茄小说平台签约作者已超60万，“素人作者”却不足千人，由此可见普通民众参与的现实局限。[11]在我国乡村地区，不少群众对新大众文艺仍存在认知偏差。尽管新大众文艺已打破传统精英主导的创作格局，但村民长期的“局外人”心态尚未随之扭转。更为严峻的是，部分村民对于新大众文艺的文艺形式存在误解，将短视频、短剧和乡土文艺直播等新大众文艺形态简单等同于“拍段子”“搞消遣”“博眼球”的娱乐行为，将数字化的文艺创作实践认作不务正业、虚度光阴的折腾。这些认知偏差，导致村民主动投身新大众文艺作品创作的意愿不高。另一方面，村民的能力短板构成了参与新大众文艺创作的第二重制约。相关调研显示，当前基层新大众文艺发展面临“创作活力有制约”的突出困境，村民在文艺创作所需的专业技能、新媒体运营能力、传播策略等方面存在普遍欠缺。专业能力的匮乏导致的主体能力缺失，是乡村新大众文艺创作面临的现实窘境。“新大众文艺由大众创作，但缺乏专业支撑的文艺创新，有时会流于表面。”[12]村民技术能力受限，使得新大众文艺的文字书写和影像记录等基础实践在乡村落地时面临着巨大的技术壁垒。

（二）内容之失：供需错配与品质失衡

目前，我国乡村地区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在供需上出现错配、内容上存在良莠不齐等现象，制约了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效能。一方面，标准化供给与差异化需求的矛盾导致了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供需的错配。从供给层面看，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由政府主导管理，这一文化供给模式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同时，也增大了其与乡土社会差异化需求的结构性张力，进而易引发文化供需错位、数字形式主义等困境。从需求层面看，当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跨越基本生存的阈值，精神文化需求便从潜在的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必然。这一变化的核心，是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从“有没有”的普惠性满足向“好不好”的个性化品质化跃升，从而对供给端提出了更高、更精准化的要求。供给端作品高度同质化、标准化输出模式难以适配村民日趋多元、分化的文艺需求。另一方面，流量导向规则易使新大众文艺作品创作陷入品质失衡困境。一是同质化陷阱。当前，乡村文化产品内容同质化现象突出，其文化真实性与本土特色遭受冲击。网络传播的规模效应与模仿效应使少数获得高关注、高流量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在短时间内被迅速复制为通行模板，这导致地方特色缺失，新大众文艺作品也往往容易失去原有的生命力。二是猎奇化偏向。在流量竞争驱动下，部分创作者刻意放大了乡土元素的戏剧冲突：或是渲染怪异神秘的民俗桥段，或是刻意丑化乡土人物、制造荒诞冲突，极大消解了乡土文化本身的价值内核，如“民俗恐怖”“低俗段子”等正是这类创作倾向的典型表现。这些作品片面制造视觉和情绪上的冲击，破坏了乡村新大众文艺的内容形象，拉低了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的质量。三是消费化陷阱。不少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为了“流量变现”，不顾底线地将一些乡村社会问题作为卖点来博取眼球，把严肃的社会议题裁剪成戏剧化桥段，甚至编造“卖惨人设”“乡土闹剧”等，只为在短时间内获取更高的播放量和打赏收入。此类创作乱象，不仅降低了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的整体质量，还严重影响了乡村居民的正常生活。

（三）价值之偏：流量导向与负面思潮中的精神迷局

文化赋能的最终指向是价值赋能，新大众文艺对于乡村文化建设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塑造乡村共同价值观，引领文明乡风。然而，当前乡村新大众文艺在价值层面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偏差。一是存在流量导向的创作倾向。乡村新大众文艺作为面向基层村民的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补齐乡村文化建设短板为核心使命，具备天然的公益属性。但在当前的创作实践中，部分村民将流量变现确立为核心创作目标，盲目追求播放量、点赞量、评论量等量化数据，既忽视了作品的内容质量建设，也背离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定位。如此，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公共价值，可能让位于流量变现的现实收益，导致赋能目标发生偏离。在“流量为王”的算法规则下，当流量成为乡村新大众文艺领域衡量所谓“成功”的标尺，创作就可能会被流量规则所束缚，精神价值也会被简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指标。二是存在错误思潮的渗透冲击。开放化的网络传播环境在拓展乡村新大众文艺展示与传播渠道的同时，也为多元复杂社会思潮向乡村的下沉流动提供了路径。由于乡村文化建设基础相对薄弱，部分村民对隐蔽性、碎片化传播的错误思潮辨别能力不足，极易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这些负面思潮通过短视频、短剧、网络文学等新大众文艺载体下沉至乡村，对村民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造成较大冲击。这可能导致新大众文艺不仅无法发挥赋能文化建设作用，反而弱化了乡村新大众文艺的正向引领效能，给乡村文化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三、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当前，新大众文艺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何更好地发挥新大众文艺的作用，推动乡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主体之困、内容之失和价值之偏，亟须强化主体培育，构建起乡村的全民文艺共创机制；深挖乡土资源，提升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的质量；锚定主流导向，发挥出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引领效能。

（一）强化主体培育，构建乡村全民文艺共创机制

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在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凝聚起广大村民的力量和智慧，实现乡村新大众文艺的共创。

首先，要破除新大众文艺的精英化认知偏差，解决“敢不敢”的问题。“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13]倘若没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新大众文艺在乡村地区的发展则难以维持。因此，在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打破传统认知偏差，真正使文化的主体回归到全体乡村人民。一是转变话语表述形式。乡村的文化宣传应该避免使用类似于“专业创作”等表述方式，要使用朴实亲民的话语，降低村民与新大众文艺的心理距离。二是注重榜样的示范引导作用。重点培育并发掘乡村范围内创作新大众文艺作品的“身边人”，让更多群众认识到新大众文艺“人人可参与”的属性。三是重新确立评价标准。乡村的新大众文艺发展应当以参与和表达为核心，在坚守社会主流价值观、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原则下，不以专业水准评定优劣，而以真实情感和生活化的内容引发群众共鸣。

其次，提升村民的新大众文艺素养，解决“能不能”的问题。提升村民的新大众文艺素养，并非要求所有村民都达到专业水准，而是要帮助其掌握基本的文艺表达能力与数字工具使用能力。一方面，在基层实践中，要开展轻量化的数字文艺培训，结合我国乡村地区的总体特征，设计通俗易懂、“一学就会”的微课程，如用方言撰写顺口溜、拍摄优质短视频等。培训形式要灵活多元，可利用农闲时段在村集体活动室、文化礼堂开展培训，也可提供送课上门服务。另一方面，要培育乡村新大众文艺带头人，充分发挥其连接专业知识与村民的“桥梁”作用，带动更多村民参与到更为规范的新大众文艺创作中来。

最后，提高村民的新大众文艺参与度，解决“愿不愿”的问题。村民在新大众文艺参与上呈现出明显“冷热不均”现象：年轻人对短视频等新形式接受度高且兴趣浓厚，而中老年群体与偏远地区群众大多仍处于围观状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村民会偶尔参与新大众文艺创作，但绝大多数村民仍停留在被动接受的文化身份层面。因此，要建立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短期激励与长效激励并重的激励制度，引导广大村民主动参与新大众文艺创作。一是设立乡村新大众文艺创作专项基金，对优秀村民创作者给予一定资金奖励，对具备推广价值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及项目提供资金保障。二是建立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评价制度，在各级群众文艺汇演、新大众文艺评选活动中设立“群众原创”专项赛道，对相关作品给予专项表彰。评价标准应突出原创性与群众性，推动群众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获得制度性认可。三是将群众新大众文艺参与纳入乡村治理评价体系，将其作为“文明家庭”“村先进个人”等评选的加分项，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新大众文艺创作的积极性。

（二）深挖乡土资源，提升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质量

提升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质量，关键在于让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有根、有源、有支撑。因此，可通过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乡土文化根脉、扎根乡村现实生活汲取不竭创作源泉、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创作支撑，实现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整体质量的提升。

首先，“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创作底色。将传统乡土文化融入新大众文艺，关键在于“活化”而非“固化”。一方面，要在内容上自觉融入乡土文化基因，让新大众文艺作品具有“根”的自觉。例如，一段展现农村丰收景象的短视频，若能融入当地特有的丰收祭祀仪式、方言祝词或传统民歌，便拥有了超越丰收本身的文化厚度。另一方面，要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充分挖掘乡村地区特有的文化标识，将其转化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元素，通过一首民歌、一项手艺、一篇传说、一套民俗等，实现“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作品属于哪个村”的辨识度。通过这些方法，让乡村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真正在新大众文艺的赋能之下“活起来、火起来”。

其次，关照乡土社会现实生活，挖掘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创作源泉。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14]这一论断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下依然具有强大解释力。乡土社会的现实生活，如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农事节律、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等，是新大众文艺最深厚鲜活的素材来源。要倡导沉浸式的新大众文艺创作理念，鼓励创作者们真正融入乡村生活，分享切身体验。要鼓励提倡新大众文艺作品的第一人称叙事，鼓励群众以自我的视角来记录生活，表达感受。

最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筑牢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创作技术支撑。目前，能力不足成为制约村民创作的一大障碍。脚本写作、视频剪辑、配乐设计等新大众文艺创作手段对村民来说门槛较高，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打破这一局限提供了新的可能。要开发适农化的新AI工具，针对村民的互联网使用习惯，开发界面简洁、操作直观且支持方言语音输入的新大众文艺AI创作工具，让乡村地区群众能够便捷地借助AI工具开展新大众文艺作品创作。要开发“AI文艺线上导师”功能，方便村民随时依托人工智能开展剧本对练、语言纠错、表演指导等活动，在提升新大众文艺作品质量的同时，强化村民的创作能力。

（三）锚定主流导向，发挥新大众文艺价值引领效能

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相对薄弱，部分村民对错误思潮的辨别能力不足，容易受到各类不良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乡村地区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必须要宣传主流价值观，弘扬正能量。

首先，乡村地区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创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新大众文艺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也是其发展不偏航、不“失速”的根本保证。乡村基层党组织应发挥在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村党支部、基层文化站等要主动承担新大众文艺创作内容的把关职责，在组织群众文艺活动时严把价值关口，在开展新大众文艺作品评价时突出政治导向，在培育乡村新大众文艺骨干人才时强化其政治素养。同时，要充分发挥新大众文艺的政治宣传功能，善于从党的领导与乡村发展成就的内在关联中汲取创作素材。例如，要鼓励文艺作品宣传在党的领导下乡村产业兴旺、民生稳步提升等诸多变化。

其次，乡村地区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乡村文化发展的价值遵循。在乡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应当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深度结合。例如，对“和谐”的彰显，可融入化解矛盾、促进邻里和睦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创作当中；对“诚信”的践行，可体现为直播带货时不夸大、不欺瞒；对“友善”的诠释，可体现在邻里互助的短视频记录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墙面标语转化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鲜活故事，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才能真正彰显其价值与意义。

最后，乡村地区的新大众文艺作品应发挥涵养文明乡风的积极作用。新大众文艺以其传播广、渗透深、影响快等特点，成为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载体。一是要围绕乡村移风易俗开展主题创作，鼓励村民针对破解天价彩礼、封建迷信等现实问题进行新大众文艺创作，以群众自身的语言，讲述新时代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变革。二是要依托新大众文艺作品弘扬优良家风家训，鼓励村民创作展现好家风好家训的新大众文艺作品，讲述家风传承的真实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三是要借助新大众文艺作品培育乡村公共精神。要聚焦乡村公共生活中的正向行为与先进榜样，宣传先进事迹与先进人物，逐步培育村民的公共意识，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贡献新大众文艺的应有力量。

综上所述，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破局点，其通过新主体培育、新技术运用和新评价方式对乡村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主体之困、内容之失、价值之偏等堵点，要强化主体培育、构建起乡村的全民文艺共创机制，深挖乡土资源、提升乡村新大众文艺作品的质量，锚定主流导向、发挥出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引领效能。新大众文艺已经凭借强大的感染力与亲和力，正在有效打通优质文艺资源下沉乡村的“最后一公里”，奏响传承乡村文脉、激活内生动力、凝聚振兴共识的时代强音。实践充分证明，只要坚持党对文艺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守好乡土文化的根脉，搭乘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快车的新大众文艺就一定能够赋能乡村文化建设、推动实现乡村的文化振兴，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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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曾庆香,刘苏仪.“人民导向”与“技术驱动”:新大众文艺的历史源流、范式重构与发展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5(04):116.

[12]任飞帆.新大众文艺“出新”更要“出彩”[N].人民日报,2025-12-29(05).

[1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9.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0.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新大众文艺赋能乡村文化建设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编号26CXJY2968）和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红色文艺经典中的思政元素挖掘、整理与融入思政课教学研究”（编号2026SJZD002）的阶段性成果。

（张左伟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志强系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王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