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全球服务贸易格局深度重塑，制度型自主开放成为各国提升服务竞争力的关键选择。业态是连接制度改革与产业落地的中间载体，要以新型跨境业态倒逼边境后壁垒破除。上海是国内服务经济规模最大、服务贸易最活跃的城市，具备以业态创新扩大自主开放的产业根基与试点权限。当前，上海面临新业态集群供给不足、要素跨境流动壁垒叠加、边境后制度规则滞后、业态创新动力不足等制约。对此，应以业态创新牵引制度改革，做强数字服务、升级离岸服务、深化产服融合、扩容高端专业服务、培育跨境民生文旅，推动上海向深层次制度型自主开放转型，为打造全球服务业开放枢纽城市提供实践样本。

关键词  服务业；自主开放：业态创新；上海

当前，全球服务贸易格局深度重塑，服务经济成为大国博弈与国际经贸规则竞争的核心领域。《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将数字服务、离岸服务、专业服务、要素跨境流动作为核心条款，推动全球服务业开放由边境开放转向以制度变革为核心的边境后开放，制度型自主开放成为各国提升服务竞争力的关键选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作出系统性安排，要求立足本土产业基础，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在统筹发展与安全前提下稳步扩大自主开放。上海肩负起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加力建设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持续推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等国家战略使命，是国内服务经济规模最大、服务贸易最活跃的城市，具备探索制度型自主开放的产业根基。业态是连接制度改革与产业落地的中间载体，制度型开放必须依托跨境服务场景与新型商业模式落地。立足上海禀赋，围绕数字服务、离岸服务、产服融合、高端专业服务与跨境民生文旅，探索以业态创新牵引边境后壁垒破除、推动向深层次制度型自主开放转型的路径，对上海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业态创新扩大上海服务业自主开放的理论机理

服务业扩大自主开放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服务业发展高地，承担着率先探索自主开放路径、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服务全国大局的使命责任。推进服务业扩大自主开放，关键要找准制度变革与产业升级的结合点，使开放优势与产业优势双向赋能，而业态创新正是这一结合点的集中体现。

（一）业态创新为服务业自主开放提供载体支撑

业态创新构建起服务业自主开放的内在逻辑支撑，推动上海从要素流动型开放迈向深层次制度型开放。自主开放区别于依靠财税、土地优惠换取外资落地的被动让利式开放，其核心是立足本土完整产业底盘，主动推进系统性制度变革，自主把控开放节奏、尺度与安全底线，实现内外服务产业均衡双向开放。而业态创新正是自主开放落地实施的具象载体，所有服务贸易跨境交付、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模式都必须依托新型商业模式、跨境服务场景与产业生态完成落地，业态迭代过程本质就是破除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境内监管等边境后隐性壁垒的改革进程。

（二）业态创新为服务业自主开放提供场景营造

随着传统商贸、基础物流等成熟服务业态开放空间持续收窄，单一依靠存量业态难以对接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规则。数字服务、离岸服务、产服融合等新型业态天然具备跨境属性，其发展诉求能够牵引数据跨境、资质互认、资金自由归集、国际商事监管等配套制度优化完善。上海拥有培育国际化新型服务业态的坚实产业基础，可依托新业态培育丰富跨境应用场景，畅通高端要素流动通道，以实体产业需求牵引制度改革落地，推动高水平开放政策持续转化为产业核心竞争力。

（三）业态创新为服务业自主开放提供实践空间

服务业自主开放赋予地方先行先试权限，允许在浦东引领区、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重点片区划定创新沙盒、实施容错监管。在守住数据安全、民生底线、金融稳定的前提下，简化新业态前置审批、放宽外资准入、扩容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为数字离岸、跨境医疗、国际会展等新业态破除制度约束。同时，服务业自主开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借助业态创新场景引入国际头部服务机构、先进运营模式，倒逼本土业态升级。同时，依托业态创新形成自主掌握的开放规则体系，支持本土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离岸供应链服务、专业咨询品牌出海布局，依托中国本土创新业态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博弈，扭转长期中低端服务出口格局。

二、以业态创新扩大上海服务业自主开放的突出优势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上海拥有雄厚的服务经济基础、深厚的制造业根基、多重国家战略载体和丰富的改革试点经验，依托长三角广阔腹地，上海具备以业态创新扩大服务业制度型自主开放的突出优势。雄厚的产业根基、突出的试点权限、强劲的需求牵引、坚实的市场基础与有力的要素支撑协同发力，为培育国际化新型服务业态提供良好条件，使上海能够以业态创新为突破口，将自主开放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

（一）业态创新的产业根基雄厚

上海服务经济体量领先，服务贸易实力雄厚，具备培育新型服务业态的产业根基。上海服务贸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金融、航运、数字、专业服务市场主体高度集聚。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与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持续深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大量落地，企业全球资金调度、供应链统筹、跨境研发等业务催生离岸业务、远程专业服务等新场景，为制度改革提供真实产业需求。依托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上海数字、技术、文化服务出口能力稳步提升，支撑新业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协同，形成本土市场驱动制度变革的内生动力。

（二）业态创新的试点权限突出

上海具有多重国家战略载体，试点平台密集布局，能够为各类新业态提供差异化先行先试的制度空间。浦东引领区、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构成差异化联动的开放载体矩阵。浦东引领区依托地方立法，破解服务业开放堵点；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在数据跨境、离岸贸易、境外职业资格认可领域享有更大改革自主权，并落地数据跨境负面清单；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借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动会展、跨境医疗教育等临时便利政策转为长效制度。同时，上海承担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任务，并推进DEPA合作区试点，在电子单证互认、数据要素流通方面产出多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各平台分片承接数字服务、离岸服务、会展医疗等不同开放场景，实现分级压力测试，便于自主把控各类新业态的开放节奏，守牢发展与安全底线。

（三）业态创新的需求牵引强劲

上海高端制造业集群完备，产服融合协同优势突出，为跨境生产性服务业态提供强劲需求牵引。上海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三大先导产业实力雄厚，叠加长三角地区完整制造业产业链，释放大量研发设计、中试检测、设备运维、碳核算咨询等跨境生产服务需求。旺盛的实体经济需求倒逼数据跨境、资质互认、国际商事监管等制度改革，既吸引全球服务机构围绕制造场景落地新业态，又推动本土生产性服务业跟随制造业出海，输出供应链、技术运维等服务，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赋能。这有利于跳出单纯商贸消费开放格局，依托实体经济需求驱动业态创新，构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

（四）业态创新的市场支撑坚实

上海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依托长三角广阔腹地，构筑开放安全的战略空间，为新业态提供超大规模市场支撑。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上海依托长三角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降低新业态试错成本，凭借国内市场体量掌握开放主动权，自主调控新业态开放节奏，规避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带来的产业、数据与金融风险。上海改革创新成果向长三角腹地复制推广，长三角制造业需求牵引上海服务业能级提升，形成“上海制度创新—长三角场景落地—全国复制推广”的效应，为业态创新提供从试点到推广的完整链路。

（五）业态创新的要素支撑有力

上海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具备较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在人才要素上，上海汇聚了一批涉外金融、法律、科创等领域复合型人才。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持续扩容，为数字服务、跨境专业服务等新业态发展提供人力保障。在制度要素上，上海积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电子单证应用、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创新监管沙盒等方面积极实践，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持续拓展，涉外仲裁调解体系不断完善，为新业态快速落地营造良好制度环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跨境医疗、国际会展等民生开放场景提供试验场，为临时政策常态化转化积累实践样本。在硬件要素上，洋山深水港区、国际航空枢纽保障跨境货物流通，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公共算力调度平台为数字交付服务贸易、离岸研发等新业态提供设施支撑。

三、以业态创新扩大上海服务业自主开放的瓶颈制约

上海在向制度型开放转型进程中，要素、业态、规则、创新四大层面约束相互交织，新业态培育落地受阻，服务业国际化、高端化发展仍面临多重制约，亟须以业态创新扩大服务业自主开放。

（一）要素跨境流动壁垒叠加

人才、资金、数据等高端要素跨境流动仍存在双重壁垒，直接推高数字服务、离岸服务等新业态的国际化运营成本。人才流动领域，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覆盖范围有限，法律、精算、海事仲裁等离岸执业限制较多，兼具国际规则、数字技术、产业实操能力的复合型高端人才缺口突出；现有资质认可侧重境内执业，离岸远程跨境执业制度体系不完善，境外人才无实体机构跨境执业通道尚未完全打通。资金跨境领域，跨国企业资金池归集调拨存在刚性约束，离岸贸易、离岸投融资的税收、结算政策与国际成熟离岸中心相比仍有差距。传统金融风控模式适配实物贸易场景，与新型无实物货权流转的离岸贸易业态脱节，企业结算、融资难题突出，部分离岸业务存在外迁风险。数据要素领域，尽管临港新片区落地数据跨境负面清单，但经营性数据出境审批流程繁琐，跨境算力共享、远程研发数据流通约束未完全破除。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带宽不足、跨境数据传输成本偏高，制约数字服务跨境交付效率。

（二）新业态集群供给不足

目前，上海服务经济主体仍为传统商贸、基础物流、普通会展等成熟业态，全球专业服务、产服融合等高附加值业态规模有限、产业链不完善。传统业态开放空间持续收窄，而工业软件跨境交付、离岸研发、全球供应链统筹运营等新型跨境服务尚未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本土国际化服务品牌稀缺，服务出口集中于中低端环节，缺乏倒逼制度改革的实体产业支撑，政策红利难以转化为全球产业竞争力。数字服务、离岸服务等高附加值业态多由外资主导，本土企业多处于配套外包等中下游环节，全球化自主商业模式供给匮乏。产服融合发展不足，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先导产业的高端研发检测、工艺优化服务仍然依赖境外服务商，本土生产性服务业承接跨境订单能力薄弱。同时，国际医疗、跨境教育培训等民生文旅业态，仅停留在试点示范阶段，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商业化运营模式。新业态零星落地、缺乏集群效应，导致制度改革与产业实际需求脱节。此外，中小服务业企业高水平开放参与能力薄弱，普遍缺乏跨境经营经验，不熟悉国际经贸规则、数据合规、跨境结算等专业内容，难以参与跨境服务贸易，开放红利过度集中于龙头企业。

（三）边境后制度规则滞后

上海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尚存差距。跨境数字交付、离岸服务等新业态在准入、监管、互认等环节堵点问题突出。上海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但增值电信业务、外资专业机构、国际医疗等领域仍存在股比、经营范围、资质等限制。各类配套制度碎片化严重，资质互认、跨境检验检测互认、国内电子单证跨境法律效力认定等机制不完善，部门政策协同不足，数字贸易、离岸贸易存在监管规则冲突、审批周期冗长等问题。以离岸贸易为例，其业务涉及商务、外汇、税务、海关等多个部门，各部门认定标准不统一，企业多头沟通、政策预期不稳。现有监管体系适配传统线下服务业态，针对跨境数字交付、离岸服务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缺失，创新监管沙盒试点覆盖范围有限，全市层面尚未形成统一的新业态容错纠错监管框架。对标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国内电子单证跨境法律效力获国际互认不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跨境数据交换能力薄弱。同时，监管模式重事前审批、轻事中和事后监管，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对跨境服务新业态跨领域、跨地域特征适应性不足，监管响应效率有待提升。

（四）业态创新动能不足

上海以业态创新扩大自主开放的持续动能有待增强。在“引进来”方面，国际高能级专业服务机构落地后，先进运营模式与行业标准向本土传导不足，外资与本土企业产业链联动有待加强，技术、管理外溢效应有限，本土企业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学习渠道有待拓展。在“走出去”方面，上海尚未形成覆盖合规、出海财税、商事争议解决的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本土数字服务、专业咨询服务品牌出海扶持力度有待加强，出海专业服务资源分散在各部门、各园区，企业获取跨境合规、海外市场信息的成本依然偏高。此外，上海高水平开放政策的常态化转化机制尚不完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临时便利政策尚未全面转化为长效制度，普惠型开放场景供给有待丰富，跨境医疗、国际教育、沉浸式文旅等领域服务能级仍需提升，服务贸易专属常态化交易平台建设亟待加强。上海生产性服务业跨区域资质互认和政策标准有待统一，针对数字服务、离岸金融等新业态，量化风险识别、压力测试与动态调整机制有待健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实际成效有待增强。

四、以业态创新扩大上海服务业自主开放的优化路径

上海要充分释放多重国家战略载体叠加效应，依托先进制造业集群与长三角腹地禀赋优势，以数字服务、离岸服务、产服融合、高端专业服务、跨境民生文旅等业态创新为关键抓手，以新业态应用场景为牵引，推动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破除边境后各类隐性壁垒，推动上海服务业由要素流动型开放向高水平制度型自主开放转型。

（一）壮大数字服务新业态，打造跨境数字服务创新高地

针对当前数字服务本土产业链偏弱、数据出境审批流程复杂、中小企业合规成本高、跨境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要依托DEPA合作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流动试点，分层分类拓展数字服务跨境应用场景。一方面，重点培育工业软件跨境交付、离岸研发、数字内容出海等新型数字服务业态，实施数字服务企业梯度培育计划，既要引进国际高能级数字服务机构，又要加大本土数字服务商扶持力度，推动本土平台面向全球市场输出数字化解决方案，提升本土企业在高附加值数字业态中的竞争力。面向中小服务企业推出数据合规公共服务包，依托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负面清单，优化低风险经营性数据出境备案机制，压缩“一事一议”个案审核范围，建立标准化可预期的备案通道，降低中小服务企业数据跨境合规成本。另一方面，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扩容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加速临港海底光缆登陆站建设，提升跨境算力共享支撑能力，为数字交付、离岸研发等场景提供硬件支撑。同时，对标DEPA电子单证、电子合同、数字身份认证规则，扩大电子提单、电子票据在贸易场景的应用，探索国内电子单证跨境法律效力认定试点。在临港新片区、浦东新区拓展数字服务创新沙盒，对数字服务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划定数据安全红线，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简化前置审批，以规模化数字服务新业态应用场景倒逼数据、网络、监管配套制度迭代升级。

（二）升级离岸服务全链条，构建协同适配的离岸经济发展生态

针对离岸贸易、离岸投融资业务结算难、风控规则不匹配、综合经营成本偏高、部分业务向外流失的现实困境，要依托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拓展离岸研发、离岸财资管理、离岸再保险等多元离岸业态，改变离岸业务以简单转口贸易为主的格局。完善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制度，升级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完善离岸业务税收、结算配套政策，推动金融机构完善风控体系；构建适配无实物货权流转离岸业务的真实性核验体系，不再单纯依赖纸质物流单据，而是依托交易背景、业务数据开展综合核验，缓解开展离岸业务的企业结算、融资痛点。用好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权，统一外汇、商务、税务、海关对离岸业务的认定标准，破除部门规则冲突，稳定企业政策预期。在临港新片区、北外滩、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布局离岸服务特色楼宇载体，通过城市更新降低中小离岸机构落地成本。建立离岸业务风险动态评估机制，完善压力测试工具，对资金归集、离岸投融资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坚持开放创新与风险防控并重。

（三）深化产服融合，培育国际化生产性服务供给能力

针对产服融合深度不足，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先导产业高端检测、研发设计大量依赖境外服务商，本土生产性服务业承接跨境订单能力不足的短板，要立足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与长三角完整制造业集群，大力发展跨境研发设计、中试检测、设备智能运维、碳核算、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业态，推动制造业服务化与服务业国际化协同发展。一方面，面向先导产业开放跨境检验检测“一次检测、多国互认”试点，鼓励本土研发、检测机构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承接境内外制造业跨境服务订单，减少关键生产性服务对外依赖。另一方面，支持生产性服务业跟随本土制造业“走出去”，为海外企业提供远程运维、全球供应链管理等服务，打造一批“上海制造+上海服务”出海样板。依托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机制，破除跨区域资质互认、政策不统一等壁垒，推动上海产服融合创新成果向长三角腹地转化，拓展新业态应用场景。同时，搭建制造业与跨境服务供需对接平台，面向中小制造企业普及跨境生产性服务知识，补齐中小企业参与高水平开放的能力短板，推动开放红利更多惠及中小企业。

（四）扩大高端专业服务业开放，健全跨境专业人才执业与资质互认制度环境

针对高端专业服务本土品牌薄弱、境外职业资格认可覆盖面有限、离岸远程执业通道不畅、增值电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隐性壁垒，要以法律、会计、精算、海事仲裁、咨询、知识产权服务为重点，扩大高端专业服务跨境供给。持续拓展境外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从侧重境内执业向兼顾离岸远程执业拓展，探索境外专业人才无需设立境内实体机构即可承接全球业务的试点。在自贸试验区深化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专业机构合作试点，推动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领域资质互认改革，清理负面清单外行业细则、部门规章设置股比、经营范围隐形限制。做强“全球服务商计划”与企业出海专业服务联盟，整合涉外法律、财税、商事争议解决资源，搭建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降低本土专业机构出海合规成本，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专业服务品牌。强化外资机构技术外溢引导，鼓励外资专业机构与本土服务商开展业务分包、联合项目合作，推动国际先进运营模式、行业标准向本土传导，强化“引进来”与本土产业协同联动。完善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体系，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涉外纠纷解决能力，为跨境专业服务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五）培育跨境民生文旅新业态，打造民生类跨境服务示范载体

针对跨境医疗、国际教育、沉浸式文旅等领域试点多停留于短期项目、缺乏商业化可持续运营模式以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临时便利政策向常态化制度转化效率偏低的问题，要依托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重点发展国际医疗康养、跨境教育培训、入境文旅演艺、国际会展等民生类跨境服务业态。加快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期的临时便利政策转化为常态化制度，提升“6天+365天”常年展销平台功能。增设服务贸易常年展示交易板块，适度放宽国际医疗机构、涉外教育机构准入，打造一批国际化康养文旅示范项目，优化入境签证、消费支付与通关配套环境。创新监管模式，守牢跨境医疗、涉外教育监管底线，筑牢公共卫生、教育安全防线，探索商业化可持续运营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强化风险预警评估，建立民生类开放业态动态监测机制，统筹开放创新与公共民生安全。

总之，上海立足自身服务业基础与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优势，以业态创新牵引服务业自主开放，持续推动制度型开放改革探索，不仅是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主动对接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实践。相关实践形成的场景开发、规则衔接、风险防控协同推进的改革范式，能够为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样本，助力全国服务业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上海提升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功能的国际对标、典型案例与思路举措研究”（编号2025BJB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方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