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审思，“投资于人”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质的标识性概念。它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理论根基，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为实践遵循，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式转换为现实基础。作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议题，“投资于人”有助于拓展人的现代化理论阐释，丰富党的人民立场的实践表达，深化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并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理论资源。

关键词  “投资于人”；标识性概念；中国式现代化

“投资于人”将资金资源更多投向人的能力提升、就业增收与民生保障，是相对于传统“投资于物”而言的政策理念。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1]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2]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3]“投资于人”实现了从理念倡导到系统政策部署的发展，成为关涉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4]

一、 “投资于人”标识性概念的内涵界定

“投资于人”是对我国投资理念、方向、重点的提升和优化。对这一命题的把握，应当首先从概念界定入手，着重厘清其核心内涵、本质属性和边界范围。

（一）“投资于人”的理论意涵

“投资于人”由“投资”和“人”两个基本范畴构成。第一，从“投资”的含义来看，它保留了投入具有未来指向和长期效应的基本特征。《辞海》将“投资”解释为“企业或个人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货币或实物，以经营某项事业的行为”。[5]进入公共政策语境后，“投资”的主体、方式和收益范围有所拓展，既包括财政资金等直接投入，也包括公共服务、制度支持等资源配置方式，其效应不只体现为经济回报，还体现为人的能力提升和发展条件的改善。第二，从“人”的含义来看，这里的“人”不能被简化为生产要素或劳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是“现实的人”，[6]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并在现实生活中“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8]因此，“投资于人”所面对的是处于具体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主体。第三，从二者结合看，“投资于人”强调把人的生存发展条件和主体能力作为资源投入的重要方向，使投入形成面向人的长期发展效应。从主体定位来看，“投资于人”确认了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检验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9]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其根本指向就是确保权力始终服务于人民利益。

（二）“投资于人”的本质属性

“投资于人”作为具有明确政策指向的理论命题，其本质属性可从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实现方式与作用周期四个维度加以把握。第一，人民性。“投资于人”把人的生活改善和自身发展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指向，内在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在这一视野中，投资所形成的经济社会效应，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现实生活境遇的改善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中，使发展的成果真正由人民共享，让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彰显。第二，发展性。“投资于人”并不限于解决当下的基本生活问题，更重视教育、健康、技能以及社会参与条件对人的持续塑造；强调通过持续投入增强人的发展能力和成长潜能，促进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使劳动者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推动人的素质提升与自我实现。第三，公共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难以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自发实现充分供给。要发挥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也应鼓励家庭、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共建共治共享的投入格局。第四，长期性。人的发展具有累积性与渐进性，投入效果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显现，其回报周期显著长于一般物质资本投资，且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发展进程中持续释放效能。因此，必须坚持战略眼光，保持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政策定力。

（三）“投资于人”的范畴边界

只有准确界定“投资于人”的范围，才能夯实概念的解释力。从对象边界来看，“投资于人”面向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兼具普惠性与精准性。投资覆盖全体人民和人的全生命周期，不局限于特定年龄、职业或发展阶段；在普遍覆盖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群体的发展需求，对低收入群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给予更有针对性的投入。从领域边界来看，“投资于人”的核心范围应当是能够直接改善人的生存条件、发展能力和社会参与条件的投入，主要涉及教育、医疗健康、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从目的边界来看，判断一项投入是否属于“投资于人”，关键不是看它是否最终对人产生某种间接影响，而是看其直接目的是否指向人的生活改善、能力提升和发展机会拓展。“投资于人”与人力资本投资、民生保障、社会福利等概念既有联系，又不能等同。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关注教育、技能、健康等投入对劳动能力和生产效率的影响；民生保障侧重基本生活需要和风险保障；社会福利主要表现为制度化的福利供给。“投资于人”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生存保障、能力提升和发展机会之间的贯通。因此，可将“投资于人”作如下界定，即以“现实的人”为对象，以改善生存发展条件、提升发展能力和拓展发展机会为主要内容，通过公共资源配置和多元主体投入，以形成长期发展效应的发展方式。

二、“投资于人”标识性概念的生成逻辑

“投资于人”成为标识性概念，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地位的日益凸显。它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概括，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目标的清醒认识，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历史积累和鲜明的现实基础，并经历了由实践探索向概念凝练的演进过程。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时代展开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投资于人”发展主体、发展尺度和发展条件的系统性规定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把人置于现实社会关系和历史实践之中加以理解，“投资于人”标识性概念所指向的“人”是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和历史发展中的现实主体。第一，以“现实的人”为理论起点，揭示了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根据。社会历史活动总是由处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人来展开，个人总是同“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10]联系在一起。人的发展依赖现实条件的改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是必须解决“吃喝住穿”[11]等基本需要。“投资于人”把资源配置的重点落到“现实的人”的发展条件上，体现了从“现实的人”出发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要求。第二，以克服人的片面发展为问题指向，回应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发展失衡问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活动容易被固定在狭窄的岗位分工和资本增殖链条之中，其创造潜能和个性发展受到限制。“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12]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摆脱固定化分工、实现个性化发展的理论追求。“投资于人”既要求突破单纯依靠资本扩张的发展惯性，又要求把现代化评价尺度从物质积累进一步拓展到人的主体能力上，从而在发展方式转换中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三，以人的能力生成和潜能释放为核心内容，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要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揭示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统一。人应当“作为一个完整的人”[13]实现自身力量的充分发展，应改善人的发展条件，使潜在能力转化为现实能力，才能使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相互促进关系。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中人的发展思想演进

“投资于人”的形成有着长期的实践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生活改善。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改善农民生活，并开展卫生防疫与医疗救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人的发展和国家建设需要相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过开展全国性扫盲运动和爱国卫生运动，推动教育、医疗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人力资源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联系得到更加明确的制度表达。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4]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推动普及义务教育进入法治轨道；1995年5月，中央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强调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7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继建立；1998年12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教育、基本生活保障等由具体领域的政策安排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制度供给。2003年12月，中央部署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明确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围绕人的投入更加重视发展能力和全生命周期保障。教育强国、健康中国、就业优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部署持续推进，人的发展被置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重要的位置。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进一步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要求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至此，长期分布于教育、健康、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实践，被进一步凝练为具有明确资源配置指向的“投资于人”概念。

（三）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式转换的现实要求

“投资于人”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式深刻转换的现实进程。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巩固“投资于物”形成的物质基础，更需通过“投资于人”增强人的主体力量，以人的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第一，从发展动力转换来看，“投资于人”适应了经济增长动能向创新驱动加快转换的现实趋势。随着传统要素投入的边际效应逐步减弱，劳动者的自身能力越来越成为塑造发展新优势的重要基础。生产力发展，归根到底需要具有相应素养能力的生产者来推动。因此，发展方式转换也意味着投入重心发生变化，通过提高劳动者适应技术变革和产业变迁的能力，可以推动人口资源更充分地转化为人才资源和创新资源，为高质量发展形成更加持久的内生动力。第二，从人口发展条件来看，“投资于人”反映了人口发展由劳动力数量优势向劳动者素质优势转变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结构性特征日益突出，中国式现代化所依托的人口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改善人口发展条件、释放不同年龄群体的发展潜能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投资于人”将人的成长发展置于战略位置，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更具韧性的人口基础。第三，从需求结构升级来看，“投资于人”体现了改善民生与扩大内需相互促进的发展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由基本生存需要更多转向教育、健康、养老、文化等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宏观经济运行也更加需要发挥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的基础作用。因此，“投资于人”具有连接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功能。增加面向人的公共投入，可以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进而释放消费潜力；而不断增长和升级的发展型需求，又会牵引相关产品与服务供给扩容提质，带动新的产业形态和就业空间。

（四）学理逻辑：从政策表述到标识性概念的理论升华

“投资于人”标识性概念的形成，经历了由政策实践到理论概括的发展过程。随着实践不断推进，其内涵逐步得到丰富，并逐渐成为概括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发展问题的标识性概念。一方面，从标识功能来看，“投资于人”凝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关于人的发展问题的多重理论转向。首先，政治定向功能标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治理转化功能标识国家治理由事务管理转向人的发展条件塑造。“投资于人”把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转化为人民生活改善、人的能力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生动实践。推进“投资于人”，要求公共资源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和制度安排更加精准地回应人的现实需要，构建人的全生命周期发展条件体系。最后，文明表征功能标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区别于资本逻辑主导现代化的价值旨趣。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本身，以概念化方式表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人本底色。另一方面，从话语生成来看，“投资于人”的提出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展对既有话语表达提出的新要求。在传统投资话语方面，较长时期内，投资话语更多指向的是“投资于物”对于扩大生产能力的作用。这能够解释“投资于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难以充分表达资源配置重心向人的发展领域转移的趋势。在传统民生话语方面，在既有表达中，民生建设较多关注现代化建设如何惠及人民，却没有充分地展示人的发展对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意义。在部门政策话语方面，现有话语能够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体领域的问题，却难以呈现人的发展议题的整体性和贯通性。因此，“投资于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中重要的统摄性概念。

三、“投资于人”标识性概念的重要贡献

“投资于人”标识性概念的重要贡献体现在：其深化了对人的现代化的理论认识，丰富了党的人民立场的实践表达，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并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新的概念资源，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人的发展问题的规律性认识。

（一）理论贡献：深化人的现代化的理论阐释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投资于人”的提出，使这一命题获得了更加具体的现实内容，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观察视角。第一，深化了人的现代化的能力阐释。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的发展程度也直接影响现代化建设的质量。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劳动者能否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能否适应新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条件。“投资于人”把能力培育提升到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说明人的现代化不仅体现为生活水平改善，也体现为主体能力的系统生成。第二，深化了人的现代化的条件阐释。人的发展并不单纯取决于个人努力，也受到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投资于人”，既重视人的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强调经济社会发展最终要转化为人的发展条件。人的现代化被置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联系的过程之中，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重要价值指向。比如，教育、就业服务以及困难群体帮扶等，为不同群体参与社会发展提供了现实支持。近年来，各项与“人”密切相关的制度建设不断推进，使人的发展获得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二）历史贡献：拓展党的人民立场的概念表达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6]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的目的所在、胜利之本。“投资于人”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一脉相承。第一，把人民主体地位转化为能力建设命题。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7]毛泽东同志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8]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应当关注如何使人民具备推动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能力。“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19]人民主体作用的发挥需要持续性的制度供给和资源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在这一概念中获得了更加具象的表达。第二，把人民利益要求转化为发展质量标准。人民利益具体体现为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各个方面的需要。一方面，从资源配置来看，“投资于人”着力补齐基本民生短板，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在分工协作中形成共同目标与集体责任，进而将更多政策资源和社会资源投向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促进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在社会范围内顺畅流动。另一方面，从成效检验来看，“投资于人”把人民生活品质改善、人的发展能力提升和发展预期稳定纳入发展质量评价之中，使现代化成效不仅体现为经济总量增长，也体现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这种情感体验会进一步转化为劳动积极性、创业勇气与公共事务参与热情，最终促进生产力发展。

（三）实践贡献：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形成能够表达自身道路特征的话语体系。“投资于人”的提出，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既有的经济建设、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完善等表达之外，进一步凸显人的发展这一主体性维度。第一，更加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主体。“投资于人”把人的发展置于现代化叙事的中心，集中体现为能否从自身实践出发，提出解释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概念。它立足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把人民群众理解为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所依靠的是具有劳动能力、创造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的“现实的人”；所指向的是人的全面发展；所检验的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际增强。第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内容。民生领域的相关内容原本就容易被分散理解为民生政策或公共服务议题。“投资于人”把这些领域重新纳入现代化建设整体框架，使其不再只是保障性、补充性内容，而成为现代化发展方式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因而获得了更强的综合性，能够更充分地解释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生改善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三，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属性。作为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话语权以话语为载体，有着自己的内在特性。中国式现代化是有别于片面追求资本积累、技术扩张和物质财富增长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占世界人口近1/5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在这一意义上，“投资于人”既丰富了现代化话语的表达内容，也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层次。

（四）学理贡献：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概念支撑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投资于人”凝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立场、制度安排和发展经验，具有转化为自主知识体系重要概念的潜力。第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自主概念。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原理性理论成果往往以标识性概念的形式出现，每个自主概念的背后大都蕴含与之相对应的原理性理论成果。这一概念既吸收了现代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又在根本价值取向上超越了西方发展模式将人置于资本增殖从属地位的局限，确立了人本身就是发展目的的价值主体性，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质。第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解释框架。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一以贯之地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也要持续不断地厚植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基础。“投资于人”提供了一个贯通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手段与目的的解释框架。在价值维度上，它确立了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在动力维度上，它揭示了人的能力提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第三，为中国话语提供了理论标识。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道路叙事、制度叙事和政策叙事，也需要能够集中表达中国经验的概念叙事。“投资于人”以高度凝练的方式回答了现代化建设中人的资源投向、动力来源和成果归属等根本问题。这不仅有效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阐释的完整性与话语穿透力，更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传播与文明互鉴提供了概念载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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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峰.“投资于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6(02):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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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31．

[1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3．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自我革命多维内涵和价值的认识历程研究”（编号TJDJ25-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方晓红】